这门课的名称叫作“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可能性的艺术”这个说法，来自俾斯麦的一句话：“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通过“艺术”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力量，又通过“可能性”这个词表达了政治的限度，所以我把它用在了课程的标题里。
为什么有时候“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有时候又是“在美洲是土豆，在亚洲还是土豆”？这种矛盾其实就帮助我们抵达了比较政治学思考的核心任务：在差异中寻找规律。在差异中寻找规律，简单来说，就是试图搞清楚，想要从A到B，需要哪些条件C？或者说，从A没有到达B，是因为缺少了哪些条件C？比较政治学的功能的确不是寻找政治的灵丹妙药，但它同样不是放弃对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只是试图让这种判断变得更加小心谨慎而已。
所以，从丹麦和布隆迪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出发，我们能看到它们政治体系的重大差异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政体是否民主，一个是国家能力是否强大。因此，或许可以把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这两个指标作为政治比较的核心维度，将民主问责作为比较的横轴，将国家能力作为比较的纵轴，大致以此来确立各国政治发展的位置。
衡量政治发展，应该是两个尺度，一个是衡量民主问责，一个是衡量国家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用一个比喻，或许可以说，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没有良好的发动机，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它只能在原地打转，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一路狂奔，越跑越快，根本不听民众指路，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
正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处于不同象限，所以我们用“模式”来描述政治差异，而不是像形容经济发展一样，用“发达”“欠发达”来描述，因为“发达”“欠发达”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但是政治发展不是线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
正是因为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处于不同象限，所以我们用“模式”来描述政治差异，而不是像形容经济发展一样，用“发达”“欠发达”来描述，因为“发达”“欠发达”这样的语言实际上是预设了一个线性的发展逻辑，但是政治发展不是线性的，它朝着不同方向开放。
地球上的很多地方还有战乱冲突，但是，回到上次课我讲到的，现象未必是真相，事实只有通过全景当中的比例感来获得。我们要理解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就必须首先了解历史。而历史告诉我们，相对于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绝大多数当代人仍然可以说非常幸运。
学者平克（Steven Pinker）做出了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事实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来告诉我们“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这本书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这可能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书之一。
根据平克的研究，在前国家时期的原始社会中，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有500人死于暴力冲突，到中世纪的时候，这个数字降为每10万人中50人，到现在是多少呢？6～8人——而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现在还不到1人。如果不以每年的数字来计算，而用人口比例来看，在部落社会大约15%的人会死于战争，现在可能只是万分之几甚至几十万分之几。
在一个恰当的比例感中谈论问题同样重要。为什么？因为失去比例感很可能意味着错误的药方。
简单来说，如果这个时代是一团漆黑，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革命，是极左或极右。在一个无可救药的世界里，激进是美德，越激进越推动社会进步。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时代的巨大进步，并在这个前提下谈论战争、贫穷、饥饿，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改良，是耐心，是在现有国际体系、现有全球化基础上的修补。换一个说法，如果问题是主流，那么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就是“人类做错了什么”，但是如果进步是主流，那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人类做对了什么”，从中找到进一步解决问题的钥匙。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深深影响我们命运的，不仅仅是国家政治，而且是国际政治。很大程度上，国际体系影响国家的命运，然后再通过国家的命运影响个体。可以说，全球化是大海，国家则是海上航行的船只。对于个体而言，一个人到底坐在哪一条船上，当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命运，但是无论他坐在哪条船上，海浪更是深深地影响着每一条船的沉浮。
我想引入一个概念——“自由霸权”。用英语来说，叫作“liberal hegemony”。“二战”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可以说，就是自由霸权逐渐崛起。
所谓“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欧美阵营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自由霸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
《大西洋宪章》或许是理解自由霸权的一把钥匙。
知道，《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英美两国在一艘军舰上签订的协议，内容是确立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原则。《宪章》第一条：英美两国战后不寻求领土扩张；第二条：其他国家也不能随便寻求领土扩张；第三条：民族自决和人民主权；第四条：推动世界自由贸易……
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尽管卡根和米尔斯海默对自由霸权的认识不同，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国的自由霸权难以为继。为什么？相对的实力衰落了。
某种意义上，全球化就是构建一个“连通器”，它把世界各地之间的关卡都给撤掉了——撤掉之后，高处的水就哗哗流下来了，而低处的水则蹭蹭涨上去了。这一跌一涨，就出现了政治问题。哪怕各国生产率都提高，总体水位会上升，但是由于身处“连通器”的不同位置，也就是说初始位置不同，水位上升的幅度是大大不同的。
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经用一个词概括西方国家在全球化面前的困局，叫作“三难困境”（trilemma）。
罗德里克说，全球化带来一个“三难困境”，因为全球化、主权国家和民主政治很难兼得。
何以如此？根据罗德里克的说法，如果想要全球化和主权国家，就很难兼顾民众问责——问责政治捆住政府手脚，使政府很难大刀阔斧地行动，营造竞争性的投资环境；如果想要主权国家和民众问责，那老百姓可能就会选择关起门来，减少竞争压力，不搞全球化；如果想要全球化和问责制，那就得全球各国一起决定税率、工资水平、知识产权政策、汇率政策等，免得资本家到处寻找税收洼地、劳工权利洼地，但是，那样的话，就得放弃国家主权。因为哪一个都很难放弃，所以就构成了一个“三难困境”。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名言：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创造性毁灭”。
过去20年左右，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现象，那就是：对全球化的文化反弹不再仅仅发生在东方世界，而且出现在了西方世界。
移民容易，融合却很难，
短时间内大规模地引进移民难民，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把一块巨大的铁疙瘩扔进一个熔炉。
有研究指出，“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模式之所以出现于北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同质性的人口结构——正是因为彼此文化、语言、宗教接近，才产生了深厚的社会信任，使得人们愿意交出很大一部分收入来扶助那些穷困潦倒者，一旦社会“二元化”，人们不再把彼此看作兄弟姐妹，他们还愿不愿意交同样高的税收、进行同样程度的财富转移，就变成一个问号了。
文化差异大的群体，和文化差异小的群体，彼此融合的难度系数是不同的。
在难民移民问题上，人道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毫无疑问，人道主义是普世文明，不但欧洲各国不应该对难民关闭大门，事实上更多有能力的国家，包括中国，或许都可以适度地接纳难民。
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又不得不考虑，怎样的移民难民政策同时是人道的和现实的？如何在把落水者救到船上的同时，让船本身保持平衡和稳定？如果好不容易把一堆人从水里捞了上来，最后船本身因为重量超载或者文化冲突而翻了，那就事与愿违了。所以，人道主义很重要，但是对移民速度、移民去向、移民甄选标准、文化冲突、财政负担等问题的考虑同样重要。
在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的书《苦海求生：改造崩溃的难民制度》（Exodus: How Migration Is Changing Our World）里，有个观点给我很大启发，他说，移民的速度和融合的速度可能成反比——移民的速度越快，融合得就越慢。为什么？因为一个族群越是大规模地、快速地进入他国，往往就越没有必要融入周边的环境。
政治学者福山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正是这种乐观主义情绪的代表作。这本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历经千山万水，探索了各种政治制度，现在不用找了，最终的制度选项终于找到了，它就是自由式民主。
什么叫“第三波民主化”？这是政治学家亨廷顿发明的一个概念。1993年，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叫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里，他用三个浪潮描述了现代代议民主制扩散的过程。
在第三波浪潮中，排异反应的确常常发生。这种排异反应常常以两种方式出现：一种是民主崩溃，一种是民主质量上的伪劣化。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
民主化本质上是从权力垄断走向权力竞争。这意味着，权力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私有财产，而变成了一个抛向空中的绣球，在抢这个“绣球”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争斗，你说你抢到了，他说他抢到了，你说他作弊了，他说你作弊了，结果就是爆发冲突，甚至大打出手，乃至游戏终结。要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需要透明公正的规则，需要可信的法治，需要各方势力之间的信任和妥协，而所有这些机制的培育都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只要有一方破坏游戏规则，就会引发旋涡状的恶性循环，劣币驱逐良币，直到整个棋盘被掀翻。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可重复博弈”，理论上本不必你死我活。但问题在于，由于威权体制下的文化遗产，转型国家中的很多政治力量，都愣是把一个“可重复游戏”玩成了“一次性游戏”。
再来看民主衰退的另一个表现：民主的伪劣化。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些新兴民主虽然不至于民主崩溃，但是它的民主质量节节倒退，退到了一个“既够不到民主也不能算是专制”的灰色状态。其主要表现，就是虽然这些国家还有周期性选举的形式，但是它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都往往严重倒退，以致它的选举成了一种极其不公平的政治竞争，相当于一个自由奔跑的人和一群戴着镣铐的人进行跑步比赛。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民主转型从来没有一帆风顺过，它往往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进两步，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进两步、退三步。
上次课讲到的民主衰退只是故事的一面，而故事的另一面则是民主的韧性。这种韧性体现在很多方面，不妨指出其中三点。
第一，就转型过程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转型其实反而是相对平稳的，或者说，“水花”相对较小。
第二，就转型成果而言，与历史相比，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呈现出相当程度的“民主沉淀”现象。
民主韧性的第三个表现，或许可以被称为“民主反弹现象”。
为什么当代民主会展示出这种韧性？历史上的民主化成果往往很快被倾覆，那么当代的民主化过程为什么“水花”更小、更具有顽强的沉淀性和反弹力？ 原因当然很多。经济发展是一个原因。
国际格局是另一个原因。我们
除此之外，还有技术发展的原因。
今天，我想格外强调一个因素——观念的因素。一定的制度能够得以存活，往往需要一定的观念去支撑。当代世界民主的制度韧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在观念上更认同民主。
可以说，程序性民主观念，已经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独特观念，而是一种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也深入人心的大众观念。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绩效是绩效，程序是程序，二者未必是一码事，就像我们会把文景之治或者贞观之治称为开明皇权时代，但不会说它们是民主时代。
所以，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的变迁。过去
所以，第三波转型浪潮的动力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的变迁。
“人心之变”不但是理解制度变迁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制度沉淀的入口。当政体缺乏观念的支撑，它就像是空中楼阁，很容易倒塌。
但是，当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它往往为民主的存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甚至，哪怕在经济水平、国际秩序或者技术变迁都存在着不足时，它也可能作为一个代偿性的力量在支撑民主的运转。
法国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英国革命虽然比法国革命早100多年，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和国王之间分权的一场斗争，直到1832年选举改革后，英国还存在选举权的各种财产门槛，著名的宪章运动正是英国工人争取普选权的抗争。美国革命虽然和法国革命几乎是同时爆发，并将大规模代议选举写进了宪法，但民主并不是美国宪法的最核心原则——最核心原则是自由。美国宪法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二字，在阐释美国宪法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多处出现警惕“多数暴政”的观点。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精神则非常清晰。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主权归属于人民，任何机构或者团体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权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此类表述是英美《权利法案》中完全没有的。
美国革命改君主制为共和制，但基本的产权制度、经济关系、宗教体系、文化风俗却不是革命的目标，而法国革命却涉及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一系列改造：
是“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是当代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提出的，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是一条腿走路的民主。一方面，它具有民主的外壳：它承认普选权，追求政治平等，热衷于大规模的社会动员，这是它与传统威权体制不同的地方。但另一方面，通过民主途径产生的执政者又限制政治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打压反对派，压缩政治选项，从而取消民主政体的实验性特质。
在一个启蒙理念已经相当普及的时代，“重民主而轻自由”的危险则格外清晰。为什么？因为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惑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可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
一方面，法国革命中的民主原则更加激进，民主实践更加深入，但另一方面，革命的风暴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精神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所确立的民主政体，是一种“不自由的民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 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普通民众会支持这样一个压制自由的政治势力？毕竟，自由是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首要原则。
或许这是因为，人们放弃自由的时候从来不是因为热爱专制这种“恶”，而是因为人们在热爱自由的同时相信有更高的善值得追求，比如平等，比如正义，比如认同，比如面包，比如救亡，以至自由作为次要的善可以“暂时”被舍弃，从而换取那个更高的善。甚至这种“交换”可以被表述为：牺牲暂时的自由来获得长远的自由，牺牲形式的自由来获得实质的自由。
在法国革命的情境下，这种更高的善归根结底可以被概括为“公共意志”（general will）。
为什么说卢梭的“公意”学说通向“不自由的民主”？和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一样，卢梭在构建其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就敏锐地意识到，人民主权观念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政治的派系化——如何防止民主堕落为不同政治势力追逐私利的竞技场，是两国革命者共同的难题。美国的开国思想家们的解决方案——正如《联邦党人文集》所揭示，是“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派系制衡派系，所以美国宪法的要旨在于各种政治制衡。但是，卢梭的方案则是诉诸“公共意志”，即每个派系依靠美德，超越各自的私利，抵达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
固然，卢梭的学说表达了对民主困境的清醒认识，但其方案却为“不自由的民主”埋下了伏笔。“公共意志”本质上假定了理性的“客观性”、“唯一性”和“真理性”，它以美德的名义否认了人性的局限，以“公共”的名义取消了社会的多元性。
自由注定是多元的、喧嚣的、混乱的、充满差异和冲突的，正是基于对自由的这一现实主义理解，美国的开国之父们构建了一种以接纳私利、接纳派系、接纳冲突为前提的民主体系，但对于法国的革命家而言，将各派思想统一到神秘而模糊的“公共意志”中则是当务之急。
在法国革命中，“不自由民主”的崛起，与其说完全是某个或者某些政治强人操控权力的结果，不如说它内置于革命者们如何理解政治、如何理解社会，乃至如何理解人性。这种民主模式的构建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就“上”而言，统治者往往需要打压异己者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而就“下”而言，民众则往往渴望一种万众一心的“短平快”救世方案。这也是为什么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
显然，扎卡利亚是对的：民主和自由有交叉之处，但它们并非同一事物。民主是关于如何产生执政者的规则的，而自由则是关于如何限制执政者的规则的。遗憾的是，学习民主可能比学习自由要容易得多，因为前者是一种制度，而后者是一种习俗。制度改写易，移风易俗难，这种不对称或许正是为什么新兴民主常常掉入“不自由民主”的陷阱。
在当代世界，人们倾向于直接把威权倒台等同于民主转型，把民众反叛等同于民主革命。这是一个常见的认知陷阱。当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府被推翻，我们往往直接假定之后会是民主崛起。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威权政府的倒台更普遍和常见的后果是另一个威权体制的建立，甚至是无政府状态或者战乱的出现，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专制倒台之后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民主政体。
我们知道，民主必然意味着政治动员，因为每个政党都需要“发动群众”才能吸引选票，对不对？但是，当“发动群众”发生在一个社会裂痕清晰而深刻的社会，政治动员就可能意味着社会裂痕的扩大甚至撕裂。
民众从来不是一个整体，他们是多元的，甚至是两极化的。在政治动员的过程中，这种多元性可能反而会变得清晰，甚至可能强化，而当社会撕裂到达一个水火不容的程度，民主就走向崩溃。
我们常常听说一句话，当鸡蛋和高墙对峙的时候，要站在鸡蛋的一方，因为鸡蛋是弱者，对不对？但问题是，在很多民主国家，最根本的政治对峙不是鸡蛋和高墙的对峙，而是鸡蛋和鸡蛋的对峙。一半鸡蛋要左转，另一半鸡蛋要右转；一半鸡蛋要民族主义，另一半鸡蛋要普世主义。在埃及的背景下，一半鸡蛋要政治伊斯兰化，另一半鸡蛋要政治世俗化。这种多元社会结构下的“诸善之争”，才是自由社会最大的困境。
因为我们珍视社会团结，但我们也珍视自由，而自由必然包含着多元性，正如麦迪逊（James Madison）所说，“自由之于派系，如同空气于火……只要人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理智，就会形成不同意见。”并不存在作为整体的人民，只有形形色色的群体。
只要一个社会存在着阶层之分、存在着观念之分，就不可能存在着万众一心的“人民”。一个社会的自然状态一定是多元的、矛盾的、吵闹的。
对于民主转型，推翻威权政府只是民主革命的上半场，克服社会撕裂则是民主转型的下半场。对于很多国家，下半场比上半场还要艰难。这或许是因为，推翻威权政府只需要推翻一个统治集团，而克服社会撕裂则需要所有阵营同时保持克制。
为什么南非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走向转型软着陆？或者说，为什么任何国家能够突破社会裂痕的诅咒，实现平稳转型？我把答案总结为一个词——共同的底线。民主运转起来并不需要全社会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不需要“万众一心”，但是它需要人们就“如何对待分歧”达成共识。
对于民主运行来说，这个“共同的底线”是什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胜利者保持宽容，失败者保持耐心。
宽容的姿态，还体现在南非著名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
非国大最后选择的方案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让作恶者用“坦白换大赦”：不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是要求他对公众交代清楚其罪行，用交代清楚让受害者受到一些心灵的抚慰。
胜利者的宽容，只是南非转型故事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失败者的耐心。很多时候，民主转型成功与否其实不取决于胜利者，而取决于失败者。失败者不接受失败，因为输棋而掀翻棋盘，成为无数转型走向失败的拐点。
民主的维系是一码事，它是否带来良性的治理绩效则是另一码事。
其实，这个问题本身问得可能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它包含了一个成问题的“假定”：似乎一个国家民主化，它就应该会带来经济发展、政治清廉、公共服务提升。为什么说这个假定“成问题”？因为它错误地理解了民主的功能。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民主的功能是什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同，我的理解是，民主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给民众制度化的发言权，来解决统治者任意妄为的问题。或者用现在的常见说法，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是它的核心功能。它并不自动保证所有的公共问题会被解决，就像你难以要求一个治胃病的药包治百病一样。
因此，
归根结底，民主是一种决策程序，而不是决策本身。虽然这个程序有其内在价值，也就是尊重民众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程序，它会产出什么，取决于你向这个程序输入什么。
所以，民主作为一种程序，体现对民意的尊重，但是民主的质量则取决于参与者的判断力和合作能力。一旦这种能力严重欠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民主一定会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我把这个观点称为“政体有限论”。
政体不是万能药，当水质已被严重污染，无论什么鱼都很难在里面被养活。
在这个课程中，我始终强调一点——政治在社会中。政治就像是一条鱼，是养在经济、社会、文化的水池当中的，所以，要理解政治的健康程度，必须从理解这个水池的水质开始。
我想借用人类学家盖尔纳（Ernest Geller）用过的一个词汇，叫作“表亲的专制”（“tyranny of cousins”）。
如果说政府的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关系，“表亲的专制”则用来形容来自水平方向的社会压迫。如果说政府的专制，它的后盾是国家的暴力机器，而“表亲的专制”，其后盾则往往是社会习俗，或者用经济学家达隆·阿齐默鲁（Daron Acemoglu）的话来说，叫作“规范的牢笼”（cage of norms）。
法律是法律，习俗是习俗。习俗甚至比法律更难改变，因为当压迫来自政府时，民众可以聚集到政府门口，去抗议示威，去推动立法改革，但是，当这种压迫来自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分散的人群时，你向谁去抗议？
所以，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什么是“理性逻辑”？谁能干、谁清廉，我选谁，这就是理性逻辑。什么是“认同逻辑”？只要是“我们的人”，管他好不好呢，不好也好；只要是“他们的人”，管他坏不坏呢，不坏也坏，这就是“认同逻辑”。
所以，一旦“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民主的竞争机制就会失灵。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说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多么邪恶，其实，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
而且，市场经济消除种姓歧视的效率，似乎远高于政府的法律条文。
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不过，慢，或许就是民主制的特点，因为它依靠试错而不是强制来实现进步，而试错需要时间。根本而言，试错依靠人心之变来实现变革，而人心很少一夜之间180度转弯。相比之下，威权政体的特点则是快，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立竿见影，因为它靠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实现目标，只要统治集团下定了决心，整个社会就破釜沉舟、“all in”了。所有的力量投入到一个方向，所有的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它的结果往往要么是大治，要么是大乱。
在民主悲观主义盛行的当下，破解民主浪漫主义并不是那么困难，毕竟，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民主不是万能药”，但是，对这一点矫枉过正，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浪漫主义，就是威权浪漫主义。那种“某某国家就适合铁腕人物统治”的说法，那种“萨达姆回来就好了”的期待，正是这种威权浪漫主义的表现。
之所以把这种看法称为“浪漫主义”，是因为它包含着对政治强人的两种想象：一种是对其道德智识水平的想象，一种是对其统治能力的想象。
学者里齐奥（Stephanie Rizio）等人通过研究发现，虽然威权政体既擅长制造发展的明星，也擅长制造发展的噩梦，但是它制造“噩梦”的概率显著超过制造“明星”的概率。[
不是所有的政治强人都智慧仁慈，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对威权主义的第二种浪漫化想象，却未必同样清晰，那就是对威权统治者“统治能力”的想象，我称之为“强独裁者想象”。长期以来，我们倾向于将“威权”等同于“强大”，将“独裁”等同于“有力”，却忽略了历史上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那就是“弱独裁者现象”。
真正的救世方案，不是某个政治强人的铁血政策，而是不同的社会群体，不论民族、教派、阶层、党派，真正理解“和而不同”之道，艰难地学习如何与不同的人，哪怕是所仇恨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在比较政治学中，当我们说“国家建构”也就是所谓的“state building”的时候，不是在说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建设四个现代化等，而是特指政治发展的一个维度，即国家能力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七讲中，我会陆续分析与国家能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什么是国家能力？为什么国家能力很重要？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国家能力强，有的则弱？但是，在分析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理解政治学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国家？
什么是国家？我们中学都学过马克思的说法：“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说实话，
咱们课本的意思是，在中国，国家是无产阶级统治资产阶级的暴力工具，所以不可怕。
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他怎么定义国家呢？他说，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特定疆域内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机构。
所以，“暴力垄断”的意思就是，通常情况下，只有代表国家权力的机构，才有合法的暴力使用权，而其他组织、机构、个体没有这种权利。
作为一种组织，国家与其他一切组织最根本的区别，是它在特定疆域内“暴力垄断”的特权。
在现代世界，我们赋予国家很多职能，比如国家要办教育、修路修桥、组织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文化艺术传播等。这些纷繁复杂的国家职能往往会遮蔽国家的本质属性，但是，所有这些职能，某种意义上都是给国家锦上添花，而国家的“内核”则是“暴力机器”。为什么这么说？简单来说，其他组织也可以办教育，也可以修路修桥，也可以提供社会保障，也可以传播文化艺术，只有暴力垄断这一点，其他组织做不到，或者做的时候缺乏合法性。
镖局的盛行，就意味着国家建构很失败，因为信不过国家的武装力量，才会出现私人武装的流行。
为什么“国家建构”如此之难？简单而言，暴力的分散化才是自然状态，暴力的垄断化，则是摆脱了自然引力的人为状态。
直观而言，暴力要从分散走向垄断，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是权力的集中化难题，也就是“谁当猴王”的问题；第二是领土范围的清晰化难题，也就是“猴群的势力范围”问题。前者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内部承认的问题，后者则是一个暴力垄断如何获得外部承认的问题。
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1968年，学者亨廷顿一本著作的诞生可谓石破天惊，这本书叫《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其实它开篇第一句话就点明了，它说：“国家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小于体现着组织性、有效性的国家和缺乏这些特质的国家之间的差异。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都属于有效的而不是软弱的政治系统。”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重要在哪儿？对此，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阐释，主要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首先，当然是“国家”对于秩序建构的重要性。我们上次讲过，国家的本质是暴力从分散走向垄断。因此，一个强国家一定是实现了暴力高度垄断的国家，也就意味着分散暴力的减少。
叫作“流寇变坐寇”，roving bandits变stationary bandits。
“国家”的第二个重大功能，是提供公共服务。这一点应该说非常容易理解。国家是暴力机器，但不仅仅是暴力机器。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我们赋予国家很多功能。
我们对政府有这么多要求，它如何做到？显然，只有那些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国家才能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征税能力是公共服务的必要条件之一，
“国家”视角解释的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发展。
最简单而言，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产权保护，那么，谁来保护产权？虽然政府有各种可疑之处，但是通常而言，它比街头那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胳膊上刻着刺青的黑帮混混要靠谱，因为它的时间视野通常比黑帮混混要长——黑帮混混今天还在斗殴，明天可能就被打死了，但是政府不能不管明天。
国家能力很重要：它缔造秩序，它是现代公共服务体系的前提，它保护产权以促进经济发展，它甚至可能还是特定经济发展模式的发动机。
国家能力不但重要，而且其投影极其漫长。
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国家建构比较成熟的地方，其治理表现通常更优越。
一个反讽的历史事实是：在很多层面上，战争又是现代文明之母。战争加速了科技发展，远至铸铁技术的进步，近至核能源、计算机、超声波等技术的开发和发展，都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战争加速科技进步、塑造现代金融、催生代议民主，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相关的则是，战争还缔造国家。
学者蒂利（Charles Tilly）的名言就是：“战争缔造国家，国家制造战争。”（Wars made state, states made wars.）
从封建体制到中央集权体制，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权力从蜂巢结构走向了金字塔结构。
在封建体制下，所谓“领主的领主不是领主”，意味着整个王国的结构是一个一个蜂巢，国王能命令贵族，但是不能直接统治老百姓。但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国王打破了贵族这个中间层，直接向国民征兵、征税，当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务。蜂巢结构的壁垒被消解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个整体的金字塔。
国王和国民之间也有一些中间的官僚，但是官僚是国王任命的，是国王的代理人，
当战争还比较温和时，封建的政治结构还能支撑战争的展开，但是当战争越来越激烈，只有对国家进行“中央集权改造”才能打赢战争。
所以，战争逼迫所有参战国家建立扩大的、稳定的财政系统。专职的税收部门逐渐建立起来，取代那种诉诸中间人的包税制；主要针对土地贵族的税制逐渐扩展成针对全民征税；稳定的年度税收逐渐取代了一事一议式的特种税。因为税收总是不够用，各个国家同时也通过其他方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战争缔造国家的第三个方面，是官僚行政体系的建立和扩张。
商鞅变法就是破诸侯，立中央；解构社会，强化政府。用学者秦晖的话来说，就是打破社会中的无数“小共同体”，把他们融入万众一心的“大共同体”当中。
有人说“商鞅变法”是平民的解放，对此我是很怀疑的，这明明是帝王的胜利，哪是什么平民的解放？且不说有学者考证，商鞅变法后的所谓“军爵分封”对于老百姓是有天花板的，贵族分封依然广泛存在，也不说分封来的爵位财产皇帝可以随时夺走，就算老百姓是摆脱了贵族的压迫，他们也不过是从贵族手里移交到了帝王手里，谈何“解放”？而且，贵族有很多，所以理论上，如果压迫太深重，老百姓还能从一个贵族那里逃到另一个贵族那里，但是帝王只有一个帝王，你跑到哪里去？真的是“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毛主席说，中国“百代皆行秦制”，中国国家能力的传统，正是发源于此。
说到文官制，大家首先想到哪个国家？对，中国。中国是文官制的发源地，也是文官制登峰造极的集大成者。
中国的官僚制非常早熟。有人说起始于战国，也有人说起始于春秋，甚至还有人说起始于西周。不管起点在哪儿，官僚制在秦汉以后日益成熟，到了唐朝则登峰造极。以唐朝的中央政府为例，最著名的是其“三省六部制”，这个大家中学课本应该都学过。中书省负责起草政令，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又各有四司，一共24司，各司其职。除此之外，还有九寺五监，以及管理军队的十二卫。为了监察这么多干部，又设立了有监察权的御史台。
打天下的时候，可能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坐天下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笔杆子里出政权了。枪杆子让人“口服”，笔杆子才让人“心服”。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曾经说，权力有四种形态：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还有就是意识形态权力。文人所掌握的，正是这第四种权力。
科举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处冲撞的精英冲动，纳入到一个轨道上来，那就是读书做官，为皇帝效力。
为什么说文官制对于中国的国家能力意义重大？首先，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团，通过一个细密的组织网络，把一个庞大的帝国给捆到一起，产生了巨大的组织红利。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则通过抑制武人、财阀、宗教力量等，把社会精英引流到了读书做官、为皇帝服务的道路上来。这两个机制相结合，文官制大大强化了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并使这种能力成为一种深厚的传统。
但是，另一方面，过于细密的官僚体系、过于强大的国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国家淹没社会、国家取消社会。
对“读书做官”的过度推崇，在历史上也长期抑制了中国社会其他维度的发展，工商业的萎靡、科技的落后、军事战斗力的萎缩等，都与此相关。
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发明了文官制度，所以中国是最早的现代政治国家。对此，或许可以存疑。思想家韦伯曾指出，古代中国的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现代官僚制。家产官僚制，意味着这个官僚机构再精细、再高效，它是有姓的——
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才是真正的现代精神，这种文官集团所运行的，才是真正的现代国家。
美国人对国家、对政府的怀疑非常根深蒂固，可以说到了一种条件反射式警惕的程度。当然，左派和右派的怀疑，角度是不同的。右派对国家的怀疑，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大了，权力应该分散在各州、分散在社会、分散在市场；而左派对国家的怀疑，则是认为国家这个单位太小了，人权高于主权，全球主义高于国家主义，用公民资格来排斥移民、难民，太狭隘了。不管左派右派在其他问题上打得如何不可开交，在对国家、对政府充满警惕这方面，这两派确实殊途同归了。
美国立国后，立刻确立了“民众持枪权”原则，也就是说，政府主动放弃暴力的完全垄断权，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纪律良好的民众武装是自由国家安全所必需，因此，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受侵犯。”
费城的制宪过程，充满了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的斗争。为什么斗争？简言之，联邦党人主张强化联邦政府，反联邦党人认为权力应该更多地交给各州和民众。所以，这是一场国家建构的路线斗争。
从一开始，美国人建立的就是一个“反国家的国家”，它把中央集权视为洪水猛兽，处处对之进行提防。体现在国家结构上，就是所谓的“平行权力”结构，也就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有自己的权力领地，彼此是平行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联邦政府刚成立时一共有多少个部门呢？四个。一个国务院，一个战争部，一个财政部，一个检察长，
即使是美联储，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比，也是非常独特的，它不是一个银行，而是由12个地区性银行构成，并且这些银行本质上都是私有的，不是国有的。总统虽然可以提名七个执行委员，但是，为了防止总统大权独揽，法律规定一个总统每两年才能提名一个执行委员，一届总统最多提名两个执行委员。此外，要罢免这些委员的程序门槛也非常高。所以美联储的独立性非常高，从一开始，它也内置了“把国家当作假想敌”的基因。
可以
美国的国家建构，它政府职能的扩大、联邦权力的提升，其动力来自哪里？ 也许不同的学者答案不同，我的答案是：社会运动。正是19世纪末期以来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撬动美国这样一个“勉强的国家”开始成为“自觉的国家”，以此回应民众要求国家“现身”社会的呼声。“现身”社会干什么？提供公共服务，调节社会关系，保护弱势群体。换句话说，为什么美国的政府——尤其是联邦政府——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因为民众要求它如此。
就“相对国家能力”而言，也就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对比而言，美国仍然是个“国家能力有限”的国家。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美国的国家力量很强，但是它的社会力量也很强，国家在成长，社会也在成长，
美国政府虽然已经是只强壮的老虎，但仍然是一只关在笼子里的老虎。那个鞭笞国家成长的力量，同时也是把它关进笼子里的力量。
从美国国家能力的巨变来看，我们发现了一条不同的国家建构道路，它的核心动力不是密集的战争或者发达的文官制，而是社会运动。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通过街头的、媒体的、工会的、校园里的声音改变了政府的角色，改变了联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乃至改变了美国社会的“国家观”。
当然，社会运动需要制度空间，它以自由为前提，以民主为传导机制，因此，社会运动的力量本质是政治权利的力量。在这
总之，美国人不再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视之为社会进步可能的盟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缺失，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所以学者艾克曼（Bruce Ackerman）说，美国的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
美国的国家建构历程给当代世界带来重要的启示，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展示了国家建构的一种可能道路，而且因为这一道路在当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参考价值。
美国人不再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洪水猛兽，而是视之为社会进步可能的盟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再仅仅是政府的缺失，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所以学者艾克曼（Bruce Ackerman）说，美国的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它的作者不仅仅是开国之父们，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会契约的美国人。
国家能力的发展远远超前于社会能力，它往往就不会有动力再来给民众赋权，这种“等国家崛起了再来谈论民权”的逻辑，有点类似于“等我发达了就来娶你”的逻辑一样，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可疑。
当国家接纳民权，国家能力未必受损，它反而可能因合法性上升而国家能力上升。在英国历史上，政府打仗永远缺钱，什么时候开始不缺钱了？光荣革命之后。当王室的权力“被关进笼子里”，国家的财政能力反而上去了。当英国人觉得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人之国、一家之国，而是大家之国，他们反而开始愿意交税了。
这可能才是美国经验的真正特色——一个强大的政府，被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和市场环绕。国家在成长，但是对于社会、市场和个体而言，它仍然是配角。
当一个社会不断涌现盖茨和马斯克，成就爱因斯坦和费曼，培育硅谷、好莱坞或者百老汇，其国家能力，从根本而言，是民间活力和个体创造性的溢出效应而已。
2001年，全世界都认为美军已经赶跑了塔利班，但是很快，塔利班卷土重来，到2019年，政府只控制着35%的领土，塔利班占领了阿富汗13%的土地，而在另外一半的领土上双方展开拉锯战。[2]
我们之前说，战争缔造国家，但在阿富汗，战争不是缔造国家，而是摧毁国家。为什么？因为在阿富汗的背景下，战争往往是大国的代理战争，每一股势力本质上都是靠外力支撑，这种战争是无法真正完成构建国家的。
更糟的是，因为是代理战争，所以战争怎么打也打不完，打不到暴力垄断的格局。
萨拉菲主义，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它本来只是在沙特阿拉伯比较活跃，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了石油财的沙特开始向全世界推广这种原教旨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萨拉菲主义开始在巴基斯坦形成势力。
塔利班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学生”。为什么叫“学生”？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以，当塔利班征服阿富汗，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他们学过的教科书，实施一种极端保守的“伊斯兰法”。
回顾阿富汗的国家建构进程为何如此困难重重，我们发现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权式政府难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义的政治传统；第二，大国对冲的地缘位置使得内战往往成为大国代理战争，战争难以打出胜负，暴力垄断格局难以形成；第三，苏联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热主义，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难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国家的结构，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难以就权力分配的方案达成共识。
检视阿富汗沦为“失败国家”的过程，我们发现，最大的教训其实是以极权追求乌托邦的危险——因为乌托邦过于乌托邦，所以要实现它，只能诉诸极端手段，而极端助长极端，最终，它们在相互厮杀中完成了对彼此的哺育。
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
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观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是我们诠释世界的“翻译软件”系统。
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
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
观念的水位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简单来说，就是不断提高旧制度的运转成本，使其高到不可能再继续运转。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当司机们、厨师们、清洁工们、教师们、白领们……都成为“异议分子”，这个国家还怎么运转？所以，全民抗争会无限提高旧制度运转的成本。
但是，真正给旧制度带来致命一击的，是体制内的人开始动摇。在《
旧制度的螺丝钉一个一个开始松动，整个机器就无法再运转了。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
正因为韩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漫长的、不断渗透和扩散的过程，从转型的人心基础来说，韩国的转型是特别“扎实”的，因为几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参与，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东”，它不仅仅属于某个阶层、某个政党或者一小批革命义士。
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
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
什么是民主文化？什么样的文化最有利于民主运转？关于这一点，比较政治学里面其实有很多种说法。比如，一个著名的理论，叫作“社会资本”理论，其代表性学者是帕特南（Robert Putnam）。根据这个理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丰富与否，决定了它的民主能否走向稳固和良性运转。什么叫“社会资本”？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社会自发结社的习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很多人习惯于通过自发结社来解决问题，民主就容易走向稳固。为什么？因为自发结社培养公民的参与感、责任感、协商精神、合作精神等，而这些习性对于民主的落地生根都至关重要。哪怕这些社团并非政治性社团，而只是——比如说，读书会、爬山社、减肥小组，甚至广场舞大妈团体，它也可能通过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而给民主的运行提供润滑剂。
除了“社会资本”理论，另一个近年颇受关注的“民主文化”理论是“后现代文化”理论，其代表性人物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英格尔哈特。根据这个理论，当一个社会的经济模式从前现代模式抵达现代工业模式，然后再穿越现代工业模式抵达后现代模式，也就是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的模式，“后现代文化”就容易出现，而这种文化最有利于民主的运行。
什么是“后现代文化”？简单来说，就是“自我表达的文化”，也就是强调个体自主性和选择的文化。在英格尔哈特看来，工业经济强调流水线、纪律感、集体性、整齐划一，而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则要求个体的创造性、主动性和表达欲。当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自主的个体选择去塑造自身命运和社会命运，民主就越可能出现和稳固。他甚至通过数据回归分析，给这种可能性做了非常精确的计算。他的结论是：当一个社会30%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形式上的民主倾向于出现；而当一个社会45%的人口强调“自我表达的价值”时，实质性的民主倾向于出现。
民主和威权的最根本区别，就是一个人说了算，还是很多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不关心公共生活、不参与政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民主不可能运转起来。政治参与的形式可能多种多样，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参加竞选动员，可以是上街游行或者签署请愿书，还可以是游说活动……甚至可以是写文章、转发文章、点赞跟帖。
既然泰国人的政治参与如此热情洋溢，而参与精神是民主文化的核心，那么，泰国的民主为什么会反复崩溃？问题出在哪儿？在我看来，问题恰恰出在泰国人太有政治参与精神了，让民主的街头逻辑碾压了民主的选票逻辑。没有边界感和节制感的政治参与，让泰国的民主每次都是刚刚被建立，就又被推翻。过度的政治热情、过高的政治要价、过于急迫的政治通牒以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战斗精神，每每让泰国的新生民主不堪重负，走向崩溃。
真正支撑民主运转的，未必是无节制的参与精神，而更可能是一种有限度的参与意识。
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
政治文化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说得很透彻了。他在《公民文化》这本书中，比较了五个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书中关于实证材料的部分已经过时了，但是他的基本结论，今天来看，却是历久弥新。什么是“民主文化”？我们通常认为，越热衷于政治参与的文化就越是民主文化，但这本书认为，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文化，恰恰是参与精神、服从意识以及政治冷淡这三种东西之间的混合体。换句话说，民主文化未必是一种纯粹的“参与文化”，而是一种“混合文化”。
民主政治要走向稳固，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转型过程中“广场政治”慢慢过渡为“常态政治”。所谓“广场政治”，就是万民上街，为制度的那关键一跃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来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则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众从街头逐渐隐退，将政治驾驶的钥匙交给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来自协商。这种移交不仅仅是因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专业性，往往需要颇为专业的讨论协商，也因为很多时候，退出广场，必要的政治妥协才可能达成。
什么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精神，也是一种对规则的服从精神，还是一种“允许专业之人办专业之事”的政治节制感。激情燃烧，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可能助推制度的跃迁，但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已经落地之后，激情过度燃烧则可能把这个框架本身也烧掉。
普通人就普通在，如果有人让我们去杀一个人，我们既没有足够的胆量也没有足够的恶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如果只是让我们去传达信息、去维持治安、去登记财产、去清理骨灰、去注射某种药剂……我们中的多数往往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
金字塔尖的“一”往往通过无数的“N”去传输邪恶，但是最终，也正是那个“一”，将所有的“N”连接起来、转动起来。没有那个巨大的纽带，再多的螺丝钉也只是一堆废铜烂铁，无法构成一台轰鸣的机器。“平庸的恶”的背后，是“激进的恶”。
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
观察历史，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暴民，如果没有插上权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较有限。比如说义和团，早期一直是华北农村不成气候的民兵组织，只是在慈禧撑腰之后，才发展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烧杀运动。当“暴民”现象成为洪流，其驱动力往往是权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权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机制拆解为三个层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压，其次是利益诱惑，再次是意识形态。
在系统的政治杀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仪式化往往是关键一步。历史上对酷刑有组织的围观，各种批斗大会，都是这种仪式化暴力的表现。
什么叫“理性的无知”？意思就是，无知其实并非一种偶然的状态，而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巴掌拍不响。艾希曼是那个向利益诱饵走去的人，当权者则是诱饵发放者。人为什么会作恶？因为作恶会带来无穷的好处：升官、发财、虚荣心的满足。一切极权体制招募打手的机制，都是对权力和资源进行最大程度的垄断，从而使得有抱负的人放眼望去，只有这扇门可以敲开。所以，问题不在于有抱负或甚至有虚荣心的年轻人想向上流动，想从nobody变成somebody，而是在一个资源垄断的体制中，这些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径，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加入一场恶的游戏。
纳粹从来避免以屠杀者的身份出现，他们试图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现，以“科学理性”的面目出现，以“进步推动者”的面目出现。用党卫军首领希姆莱的话来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
首先，我非常同意亨廷顿的这个看法：就特定历史时刻而言，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政治文化的差异？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价值排序的不同，或者价值权重的不同。
一种常见的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就是以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去否认一个文化总体的价值倾向性。
显然，我相信，每个文化内部都会有多元的声音，但是，我理解的文化差异，不是指每个文化铁板一块、万众一心，而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每个文化圈的“平均观念水位”或者“中间观念水位”的位置不同。
另一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每个文化内部的演进性，去否认一个文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倾向性。
第三种否认政治文化差异的方式，是以“普世价值”去否认文化差异的存在。
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全世界民众是否热爱自由，而是当自由与其他价值发生冲突时，比如当自由和平等发生冲突时、当自由和秩序发生冲突时，人们如何排序？面对价值的冲突，也就是所谓“诸善之争”的时候，价值的排序或价值序列中的权重不同，就带来政治文化的差异，这才是“文明冲突”的起源。
而所谓“虚假观念”，一旦形成，它也可能构成真实的、有重量的“社会事实”，反过来成为特定政治的文化支撑。
英格尔哈特和韦尔策尔的研究就发现，虽然世界各国民众都在或多或少向着更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价值移动，但是文化冲突的风险仍然可能增加。为什么？因为移动的速度不同。简单来说，如果跑在前面的人跑得更快，就算跑在后面的人和他方向一致，双方的距离还是会越来越远。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认为，在两点上是对的：第一，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政治文化的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即使这种差异可能是特定政治制度、历史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的产物，而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民族性”或者“宗教特征”，但是，作为一个因变量存在的它，也可能作为一个自变量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的稳定性。第二，在一个全球化加速的时代，文化差异可能带来激烈的冲突。哪怕我们都认为A和B都重要，但是，当你相信A比B重要，而我相信B比A重要，你我在一起生活，就可能出现各种摩擦。事实上，相互遭遇不但可能呈现矛盾，还可能造成观念的两极化。
以历史上是否属于同一个文化传统或宗教背景，作为“文明冲突”的阵营划分标准，目前来看，非常可疑。为什么？因为在当代世界，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越来越被其政治制度或者经济水平塑造，而不仅仅是被历史所塑造；共同的种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并不能保证你们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
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未必就是“文明的冲突”，只有当冲突是因为“价值差异”而发生时，我们才说这是“文明的冲突”。这一点大家能理解吗？不同的文明之间完全可能因为利益、因为权力而打架，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说这种冲突是“文明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我们能说这主要是“文明的冲突”吗？虽然它的确发生在不同的文明之间，但是更主要的是生存空间的斗争，和价值排序没有太大关系。
文明的冲突”并没有在“历史文明圈”的层面
层面，“文明的冲突”并没有在“历史文明圈”的层面上发生，国家层面上的冲突又未必是“文明”的冲突，也可能是利益的冲突、权力的冲突。那么，在何种意义上，“文明的冲突”最真实而激烈地存在？在各个国家的内部。
在我看来，在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主要是以“文化内战”的形式在各国内部展开。
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传统和现代之争。
大家可能还记得，我讲到经济全球化的时候，曾经讲到过一个词，叫作“达沃斯人”，指那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主义者。各国的“文化内战”，本质上就是“达沃斯精神”和“本土特色”的斗争。
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
危险的不是观念差异，而是这种差异的极化。最好的可能性当然是，进步主义者走得更慢一点，等等自己走在后面的同胞，对身后的传统抱有更大的温情，而保守主义则走得更快一点，对未知和陌生更加开放。遗憾的是，人类往往要经历无数撕裂才学会宽容，要被激情的烈焰烫伤后才意识到激情的危险。在一个价值迅速变迁的时代，世界最终可能会变得更好，但是在此之前，它常常会变得更糟。
独裁者常有，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却不多见。在一个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地区，开风气之先、启动自由化经济改革，更需要相当的胆识。于是，皮诺切特成为一个亦正亦邪的历史人物，而不是“泯然众独裁者矣”。
民主转型是否影响了智利的经济发展？
一些人提出一个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威权体制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
不妨把这个观点称为“威权增长论”。
显然，与“威权增长论”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看法，那些依靠威权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进左翼力量就会依靠人数优势上台，通过民主程序实施激进左翼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投资者被吓跑……总之，经济衰败指日可待。
可见，政治转型的到来未必意味着经济的民粹化。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转型一定有利于经济自由化。
很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经济自由化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全球性变化，源于全球观念的变化和国际体系的变化。
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
什么叫“粉红色革命”？顾名思义，就是尚未走到极端的左翼民粹主义。
从智利和“粉红国家”经济表现的分叉可以看出，本质而言，决定经济发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体类型。
民主转型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洪水猛兽，它作为一种政治程序如何运行，取决于我们往这个程序中输入什么样的“数据”。
但是，政策取向来自哪儿？归根结底，来自观念。简单而言，一个社会是更期待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管制和再分配成为“拯救者”，还是更相信千千万万个体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是一个答案永远在流动的选择题。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流动的，自由取向的经济政策也是脆弱的。
无论是智利还是其他国家，恐怕都不能忘记一个历史教训：在现实世界中，选择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间，而是在“更糟”和“不那么糟糕”之间。
由于人类惊人的健忘，陈旧的过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崭新的未来而已。
马杜罗和查韦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断裂，他们俩只是一个栽树，一个乘凉而已。
因为当经济极度短缺，而政府控制了有限供给，资源分配就成了政府控制民众的武器。
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
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
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恶只是意外的结果，而不是最初的动因。遗憾的是，恶一旦被启动，会形成越来越深的旋涡，因为恶往往需要更大的恶去掩盖。
根据谢宇教授的研究，中国的经济不平等在2010年左右到达顶峰，收入的基尼系数高达0.54，甚至超过同时期的美国。当然，最近10年左右，全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出现了不平等又温和下降的趋势。
拿美国来说，以前我们不大清楚西方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些年由于相关报道的增加，问题慢慢浮出水面。据研究，有90%的美国人过去50年左右，真实收入——就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1]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奋斗了大半辈子，
拿美国来说，以前我们不大清楚西方社会的贫困问题，这些年由于相关报道的增加，问题慢慢浮出水面。据研究，有90%的美国人过去50年左右，真实收入——就是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1]也就是说，大多数美国人奋斗了大半辈子，也只是做到了原地踏步。
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
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投胎太重要了。
我们常常觉得，出身于哪个阶层是抓彩票，其实，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个国家。
因为只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国存活下来，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变命运了，把世界大多数人口甩在后面了。
更多的钱可以买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带来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造成阶层的固化。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固化可能就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梯子越长，对于底下的人，爬到顶部就越难。
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
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
平等不是增长的敌人，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增长的朋友。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训，也是一个经济原理。
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政治虽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却更脆弱了，因为人们不是根据自己的绝对处境，而是根据“相对剥夺感”而采取政治行动的。
第一，过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显著上升——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道义上不公平，长远来看抑制经济发展潜力，还可能带来政治动荡。
历史如果真的带来什么教训，这个教训并非仅仅是“要有与邪恶作斗争的勇气”，而且是“要有与狂热作斗争的自我警醒”。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不平等在加剧，但是，至少就发达国家而言，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普通人生活在“悲惨世界”，就未必那么清楚了。
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
除了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既发生在穷人这边，也发生在富人这边。就穷人来看，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
与穷人家庭单亲化对应的，是富人家庭的一个变化，英文叫“assortive mating”，翻译过来就是“同类结婚”。什么意思呢？就是富裕家庭不但婚姻更稳定，而且富人往往和富人结婚。
如果技术进步驱动着不平等的上升，那么，为了保护技术创新，“改造世界”更多的应该是政策微调，而不是将特定的经济模式连根拔起。
而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来，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须和其他价值并存：自由、秩序、创新、责任感，等等。
诸善之争是人类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只是特定情境下的“权宜之计”。
[2]Dan Kopf, “For all its economic dynamis, China's income mobility is bad and getting worse,” QUARTZ, Jul. 31, 2018.
“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表达的正是这种政治现实主义主张。据说，这句话的完整表述是这样的：“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 the attainable - the art of the next 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可行性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这个完整说法，更清晰地呈现了它的“政治现实主义”指向。
我们这个课程，如果说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或许可以被概括为：“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
我们这个课程，如果说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或许可以被概括为：“政治创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边界”。关于政治所蕴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个可能非常主观的判断，那就是：政治“可能”让一个国家成为地狱，但是它却“不可能”让它变成天堂。换句话说，政治所能抵达的上限不会那么高，但是它所能抵达的下限却可以非常低。
在我看来，政治可能扼杀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但是它却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会关系和个人努力。
真正的政治变革不可能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动，它必须同时自下而上地生长。在人们学会宽容、学会耐心、学会同情性理解、学会从各种集体主义的轮椅中站起来迈出个体的步伐之前，没有什么政治可以成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好的政治给每个人一张船票，但是它无法也不应该把每个人带到他的目的地。
很多时候，比左右之争、东西之争、普世与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热和温和之争，是斩钉截铁和怀疑主义之争，是感叹号和问号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