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中文独立媒体「文摘」: 长平: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长平:中国知识分子的畸变 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遭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当局对他们的迫害,而是对他们的改造。或者说,改造乃是最大的迫害。如今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地,都是经过改造后的知识怪胎。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定下这个准则的孟子,开出的条件其实很低:“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或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要维护尊严,并不需要呐喊抗争,只要三缄其口就行了。如此卑微的要求,在古代社会基本都得到了满足。 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从此处着手:任何人都没有沉默的权利,否则就被冠以“死不改悔”的罪名。最厉害的是,迫你开口,又并不是让你分析辩解,而是自我羞辱。所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本身就是以自辱的方式开始的。且不说政权未立之时,毛泽东等人对知识分子尊敬有加,百般诓哄,政权初立,就立即翻脸,六亲不认,单说这个运动过程,分明是上面大计早定,却要让知识分子负荆请罪,由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配合唱双簧。 1951年9月,周恩来授意马寅初给他写了一封信,以十二位教授的名义,“敦请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总司令、董(必武)老、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教育部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9月29日,经毛泽东批示,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向京津地区20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做报告,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拉开了运动的序幕。 一个月以后,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定下了这场大型手术的方案:“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随后,在威逼利诱之下,知识分子们开始写检查。很多人以为,蒙混一下就能过关,但是人性的弱点一旦发动,就会自我繁殖,不知所终。那些学贯中西、性情孤傲的知识分子,很快展开了一场自我羞辱的竞赛。 八十年代以后,在主流舆论中重获尊敬,甚至被奉为德高望重的大师们,如剧作家曹禺、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冯友兰、法学家雷洁琼、漫画家丰子恺、作曲家贺绿汀、美学家朱光潜、建筑学家梁思成、文学批评家吴宓等等,在那场运动中都纷纷自我丑化,或痛挖“思想上的脓疮”,或发现自己是“美帝国主义的工具”,或认为自己是“压榨劳动人民血汗的剥削者”。桥梁专家茅以升一口气给自己戴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温情主义等十三顶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