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逝者

2008逝者 爱枣报:

2006年，南方周末说，从今天起我们更要彼此珍惜；2007年，南方周末说，这是我们领教常识力量的一年。每一年，我们在年终盘点、新年特刊的时候都赋予了其太多太多意义，我们总觉得经过这一年，许多世道人心就从此变了，天更蓝了，水也清了，从此大家都更会明辨是非善恶咯。但是多数的时候，于我们这些庸常的老百姓，却没有感觉到生活真的起了什么变化，也许因为金融危机，口袋里的钱捂的更紧咯，上馆子少了，上书店少了，我们并不感知此刻有谁在这个世上某地无缘无故的哭我，笑我，走向我，望着我，我们大多数人只是不泄气不沮丧的等着，或者泄气过沮丧过后继续等着，等待着“偏见和爸爸不一起死掉。”等待的过程里，我们纪念一些淡淡的影子，阿瑟·克拉克、瞿同祖、蔡尚思、方平、张守义、彭燕郊、浩然、王元化、魏巍、贾植芳、谢晋、索尔仁尼琴、柏杨、保罗纽曼等。2008年，写下一长串名字，我们无法一一盘点，因为限于作者的能力、学识，这些人里面的许多名字，或者陌生，或者曾经听闻，或者阅读过片言只语，却依然不了解，逝者已往，我们写下这些名字，一并寄托自己的哀思！2008年，这些影子，有些走的悄无声息，有些仙去得到了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这些影子，曾经或这样，或那样在我们喧嚣的生活中，在我们愤怒而又焦虑的青春里面留下或浓或淡的印记。



保罗纽曼（1925年01月26日—2008年9月27日）

纽曼有着完美的容貌，石雕一样的面孔，笔挺的鼻子，迷人的微笑，还有那双令万千男女着迷的深邃、温柔、梦幻的蓝眼睛，我却最喜欢他嘴唇上的那一抹风情，薄薄的嘴唇上那一撮厚实的胡子，一个男人的智慧、成熟、稳重、可靠、优雅，绅士而又玩世不恭，在这一撮胡子里展现无疑。那一抹胡子从《虎豹小霸王》开始出现，在《骗中骗》里展示智慧，到《金钱本色》达到顶峰，终于问鼎奥斯卡影帝，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出席颁奖典礼，他表示：“那种感觉就好像你追求一位美丽的女人整整80年的时间，最终她愿意接受你的时候，你却说，'真对不起，我累了。’”

许多人津津乐道于纽曼的《江湖浪子》、《虎豹小霸王》、《骗中骗》、《大审判》等等电影，我沉浸于他的《铁窗喋血》，那是一部荷尔蒙过于旺盛的电影，全片只出现过两个女性，一个是他进了监狱以后，来看他的生病的老母亲，一个是出监狱放风除草时候见到的漂亮女孩，正在那里洗车，勾动着众狱友充满了性幻想；那是一个单纯又充满原始活力的纽曼，他吹嘘自己能吃50个鸡蛋，并真的去证明；当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以后，他用五弦琴演奏《塑料耶稣》，银幕弥散出巨大的悲伤；当他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我在悲伤中静止呼吸。这部片子也让他获得了第四次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

银幕之外的保罗·纽曼，是如此的低调，家庭，美丽聪慧的妻子，他和他第二任妻子携手长达50年，在好莱坞，这当然是一个奇迹般的数字，据说，他曾经这样说：“家里有牛排，干吗要出去偷吃汉堡？”除了这些，他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赛车、慈善服务，以及那个随性所想出来自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动力之源，结果两年后，就卖出了1800万瓶调味品和800万罐意大利式细面条的纽曼食品企业。《时代》周刊曾经这样赞扬他 “一个沙拉酱制造商会是一个出色的赛车手，一个成功的政治活动家，一个屡获殊荣的电影导演，我们国家稳固的性感象征吗？这听起来像是头脑发热，但我们的保罗·纽曼可以胜任这些！”



柏杨（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

彭燕郊（1920年9月 —2008年3月31日）

贾植芳（1915－2008年4月29日 ）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

彭燕郊生于1920年，贾植芳生于1915年，柏杨生于1920年，王元化生于1920年，之所以把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是因为按照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先生的划分，他们大概都是属于“后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本应该是意气风发的一代，他们深得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精神真传，又有浓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五四的血液尚在他的血管里奔流，他也居然还保持着那一时代传衍下来的锐气和浪漫主义的色彩。”（殷海光）可实际上他们的命运崎岖坎坷，生不逢时，“在即将崭露头角的时候进入新中国的历史，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们整整三十年光阴，直到80年代以后步入中晚年，才焕发出学术的青春。”（许纪霖），贾植芳先生就一生入过四次监牢，1955年更因受胡风案的牵连，受到了长达25年的监禁。同为“七月派”诗人的彭燕郊同样也是坐了老蒋的班牢，再进新中国的班房。王元化先生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结果精神崩溃和急性失明。相比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后，跟随吴文义跑到台湾去的柏杨，到底是要幸运的多，虽然因为1968年“大力水手事件”也还是没逃得过进老蒋班房的命运，终归躲过了吃新中国的牢饭，没有两头都挨打，当然，要是留在了大陆，柏杨的“三民主义团”的案底也不会那么轻易就能瞒得过那场全民大迫害，不死估计也得蹲上几十年的牢房。比起留在的大陆的“后五四”一代，柏杨正因为去了台湾，才有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不同，比起大陆的同辈不断遭受的政治运动，洗澡、洗脑，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的光景，他的8年囚禁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因此，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集中火力开炮。

纪念柏杨，不仅仅是因为他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毫无变化，“酱缸文化”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更是用对岸观照自身。

纪念贾植芳、彭燕郊、王元化是提醒我们记得曾经发生过的那个悲剧性年代，在那个悲剧性年代以后，才会有贾植芳先生后来所言的“把'人’这个字写得比较端正”，王元化的“为学不作媚时语”。



瞿同祖（1910年7月12日——2008年10月3日）

与贾植芳、彭燕郊、王元化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隔离审查不同，瞿同祖先生没有遭受过真正意义上的身体迫害，但是瞿同祖先生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都在52岁以前完成了，以后除了翻译了《艾登回忆录》，再无出什么有分量学术成果，这一点连瞿同祖先生自己都倍感遗憾，但是借用陈夏红的一句话：“历史伤害了瞿同祖先生，瞿同祖先生却没有辜负历史”，《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和《清代地方政府》两本专著是所有研究中国法律史和中国社会史绕不过的著作，“用如此宏大的视野对中国法律与文化做总体论述，在当时看来如此别具一格，在正统的法制史著作里无从得见。”（梁治平语）。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也是我唯一看过的一本瞿同祖先生的书，这本书上让我划满了横杠，在开头的导论上瞿同祖先生就开宗明义的讲到“中国古代的法律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中国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家庭史。曾经有看到一篇评论把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相比较，认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只是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到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才算真正的填上了血肉。《中国的法律和中国社会》于是也就从最细小的单位家族开始讲起，而阶级，而宗教，而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拾级而上，最后在总结出儒家心目中礼的核心是家族和社会身份，自从中国社会儒家化完成以后，古代的法律变为儒家的伦理思想和礼教所支配，再无出现重大的变更。



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

诗人安·沃兹涅先斯基写过一首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诗：“他把汽车拖出泥潭，而汽车却溅了他满身泥污。”还有比这句话更恰如其分的描写出索尔仁尼琴一声和苏联纠葛不清的关系吗？就像总统普京在给他颁发国家奖时候所说：“全世界成百上千万人把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他全部的生命，都献给了祖国”。他的一生就是和俄罗斯本身命运纠结的一生。

第一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能够顺利出版是因为赫鲁晓夫为了借此清理斯大林的政治力量，接下来的两本书《第一圈》、《癌症病房》就只能在英国和法国得以出版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却被禁止离境，见证他成为伟大的作家中一员的《古拉格群岛》出版以后立马就被当局驱逐出境。西方世界把索尔仁尼琴当成共产主义罪恶、集权主义可怕的见证和自由的象征，他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到“勇气的沦丧可能是外界观察家注意到的现实西方世界的最显著特征。”对西方的民主进行极端的批判。即使身在西方，他的目光依然不断的关注着那块神奇的黑土地，总是对他妻子娜塔莉说“我们能回到祖国”，苏联解体之后，他开始着手写俄罗斯“政论三部曲”，当他1994年回到祖国以后受到了先知般的欢迎，但是很快人们就厌倦了他，因为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不是他走的时候的苏联，已经变的日益西方化、物质富足，人们听够了喋喋不休的说教，道德的力量不在能够直指人心。

他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为了说明他自己的一句话，“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在自传《牛犊顶橡树》里他把自己比作牛犊，“只要还活著，或者起到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橡树被顶得吱吱作响，倒在地上为止”。在评价自己的一生时，索尔仁尼琴说，他从未违背自己的良知，“我一生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大众公开讲出真话”。

在小说《第一圈》中索尔仁尼琴写道：“对一个国家来说，有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另有一个政府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政权喜欢伟大的作家，只喜欢那些阿猫阿狗。”我喜欢这句话，因为他清楚的说明了为什么现时代的中国出不了伟大的作家！



阿瑟·克拉克（Sir Arthur Charles Clarke，1917.12.16.～2008.3.19.）

“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对于阿瑟克拉克唯一的记忆就是这句话，以及他和著名导演库布里克合作的史诗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

曾经有段时间我觉得所有的日子完全一样，都在互相追逐，生活由于没有目标而日益疲乏和饥饿，现实乏味的掉渣，对于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印象深刻，“我觉得我跟那些孤苦伶仃、被放到打印机里的纸也没什么两样，只能与油墨和滚筒沉默的对话，在沉闷的打印声中，它们一张张被印上了墨迹，而夜色也慢慢印上了窗台。”“他们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仿佛醍醐灌顶，震撼着我。

关于和库布里克合作的史诗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克拉克在《2001：太空漫游》的序言里有所交代起初他们是想：“着手那单调又沉闷的剧本之前，先来写本完整的小说，尽情驰骋我们的想像，然后再根据这本小说来开发剧本”，然而，后来他们却“小说和剧本同时在写作，两者相互激荡而行”。最后，书和电影几乎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面试，书和电影，相同而又充满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