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_慕容雪村_新浪博客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最后的家园。面对百度这样庞大而卑鄙的行凶者，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但是，一旦我们站到一起，我们将无比强大。我们可以对抗百度，也可以对抗更庞大、更卑鄙的行凶者。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可以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奔走，我们无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便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街头的小贩，有权利拿回自己的财物。我们就是废墟上的钉子户，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也是作家，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抗争，而我们终将获胜。为恶者可以恣肆一时，却终难横行永久。其间或有煎熬，或有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抗争，相信正义终将如阳光照临大地，照亮我们的道路，也照亮每一条人间的道路。 这不是什么宣言，我们只是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站在即将变成废墟的危房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请支持我们，因为这同样也是支持你自己。 传闻南海中有恶物曰雷蟹，长一丈，宽亦一丈，重万斤，独步海内，无与争锋。此物不信人间律法，更不畏天上雷霆，惯持双螯横行鱼虾水草间。读者们，朋友们，请你们擦亮双眼来作壁上观，且看持螯者能够横行到几时？ 联合署名：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张炜、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林白、方舟子、王小山、南派三叔、李银河、韩东、东西、苏小懒、石康、熊召政、春树、沧月、冯唐、谢有顺、彭浩翔、张欣、虹影、陆琪、曹昇、匪我思存、七堇年、蒋方舟、安意如、唐家三少、江南、顾漫、王卯卯、慕容雪村、郭敬明最世文化旗下所有作家、沈浩波、路金波、黎波、张小波。 执笔：慕容雪村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最后的家园。面对百度这样庞大而卑鄙的行凶者，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但是，一旦我们站到一起，我们将无比强大。我们可以对抗百度，也可以对抗更庞大、更卑鄙的行凶者。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可以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奔走，我们无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便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街头的小贩，有权利拿回自己的财物。我们就是废墟上的钉子户，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也是作家，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抗争，而我们终将获胜。为恶者可以恣肆一时，却终难横行永久。其间或有煎熬，或有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抗争，相信正义终将如阳光照临大地，照亮我们的道路，也照亮每一条人间的道路。 这不是什么宣言，我们只是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站在即将变成废墟的危房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请支持我们，因为这同样也是支持你自己。 传闻南海中有恶物曰雷蟹，长一丈，宽亦一丈，重万斤，独步海内，无与争锋。此物不信人间律法，更不畏天上雷霆，惯持双螯横行鱼虾水草间。读者们，朋友们，请你们擦亮双眼来作壁上观，且看持螯者能够横行到几时？ 联合署名：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张炜、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林白、方舟子、王小山、南派三叔、李银河、韩东、东西、苏小懒、石康、熊召政、春树、沧月、冯唐、谢有顺、彭浩翔、张欣、虹影、陆琪、曹昇、匪我思存、七堇年、蒋方舟、安意如、唐家三少、江南、顾漫、王卯卯、慕容雪村、郭敬明最世文化旗下所有作家、沈浩波、路金波、黎波、张小波。 执笔：慕容雪村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

这不公平。

最后的家园。面对百度这样庞大而卑鄙的行凶者，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但是，一旦我们站到一起，我们将无比强大。我们可以对抗百度，也可以对抗更庞大、更卑鄙的行凶者。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可以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奔走，我们无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便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街头的小贩，有权利拿回自己的财物。我们就是废墟上的钉子户，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也是作家，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抗争，而我们终将获胜。为恶者可以恣肆一时，却终难横行永久。其间或有煎熬，或有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抗争，相信正义终将如阳光照临大地，照亮我们的道路，也照亮每一条人间的道路。 这不是什么宣言，我们只是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站在即将变成废墟的危房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请支持我们，因为这同样也是支持你自己。 传闻南海中有恶物曰雷蟹，长一丈，宽亦一丈，重万斤，独步海内，无与争锋。此物不信人间律法，更不畏天上雷霆，惯持双螯横行鱼虾水草间。读者们，朋友们，请你们擦亮双眼来作壁上观，且看持螯者能够横行到几时？ 联合署名：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张炜、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林白、方舟子、王小山、南派三叔、李银河、韩东、东西、苏小懒、石康、熊召政、春树、沧月、冯唐、谢有顺、彭浩翔、张欣、虹影、陆琪、曹昇、匪我思存、七堇年、蒋方舟、安意如、唐家三少、江南、顾漫、王卯卯、慕容雪村、郭敬明最世文化旗下所有作家、沈浩波、路金波、黎波、张小波。 执笔：慕容雪村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最后的家园。面对百度这样庞大而卑鄙的行凶者，我们每个人都很弱小，但是，一旦我们站到一起，我们将无比强大。我们可以对抗百度，也可以对抗更庞大、更卑鄙的行凶者。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权利而抗争，也可以为所有人的权利而奔走，我们无可依靠，唯一可依靠的便是我们共同的命运。

应好友沈浩波之邀，我执笔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权利发一声呼喊吧。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删掉了很多内容，这一篇是完全版。 三一五中国作家讨百度书 ——这是我们的权利（全文版） 中国有个百度网，百度网有个百度文库，百度文库收录了我们几乎全部的作品，并对用户免费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下载阅读，但它却没有取得我们任何人的授权。不告而取谓之偷，百度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窃贼公司，它偷走了我们的作品，偷走了我们的权利，偷走了我们的财物，把百度文库变成了一个贼赃市场。 让我们回顾历史：在大约一年以前，百度MP3开始提供免费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下载流行歌曲。这事有一个严重后果，它直接导致了中国唱片业的整体萎缩。一个艺人穷数年心血打造一张专辑，原本可以销售几万张，他可以凭此养活自己。但是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唱片业空前萧条，有些艺人一张唱片的全部所得不过几千元。这其中有巨大的不公平，付出与所得的不公平，劳动者和小偷间的不公平。有些艺人迫于生计，只能转做他行，因为唱歌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所有的歌者都不再歌唱，仅剩一个百度MP3，它还有什么可供分享？如果所有的歌者都停止歌唱，这个国家，这片土地，又该是何等的贫瘠与荒凉？ 这不是危言耸听，它正在成为事实：这片土地即将变成一片死寂之地，而百度功不可没。 再让我们回顾历史：在更早以前，百度打着自由、宽容的旗号，卑鄙地排挤走了比它更自由、更宽容的谷歌。然后大肆推销它的竞价排名，向亿万中国人推销数以亿万计的假药、假酒和各种卑鄙的产品。我们可以这么说：百度是中国最大的黑心广告商。 以下也是事实：在这个卑鄙的市场上，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卑鄙之事，而百度公司正是其中最卑鄙的一环。它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邪恶公司，它所宣称的“宽容”，只是对黑心厂商的宽容；它所宣称的“自由”，只是在各种屏蔽、遮掩之后的头戴枷锁的自由；它所宣称的“免费分享”，其实只不过小偷销赃时的无耻叫卖，慷他人之慨，自己却无耻地从中大获其利。 我们认同自由、宽容的互联网精神，但我们更应该明白：宽容和自由决不是肆意践踏他人的权利。在那场已经结束的可耻战争中，音乐人大受其害，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沉默、忍让和谦退或许可以称之为美德，但百度公司利用的正是他们的沉默、忍让和谦退，善良者每退一步，为恶者便前进一步，他们步步进逼，逼到最后，唱片业垮掉了，中国的喉咙嘶哑了，这片土地即将沉寂无声。然而百度并没有停下它邪恶的脚步，它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写作。 我们不责怪那些自发上传的朋友，只谴责百度公司的邪恶平台。读者大多出于好意，希望更多的人来分享我们的作品。感谢你们的厚爱，但你们是否曾经意识到，你的行为也损及了我们的权益？你是否意识到，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百度公司加倍地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相信你是善良的，但百度利用的恰恰就是你的善良，它疯狂地攫取，无耻地叫卖，你的善良已经成了小偷行窃的工具。 我们和你们并不冲突，我们创作，你们阅读，我们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读物，而正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我们才得以存活。我们和你们有共同

我们不是别人，我们就是你。我们就是街头的小贩，有权利拿回自己的财物。我们就是废墟上的钉子户，有勇气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也是作家，面对偷走我们作品的窃贼，我们应当站到一起，义正辞严地警告他：住手，这是我们的权利。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这注定是一场艰难的抗争，而我们终将获胜。为恶者可以恣肆一时，却终难横行永久。其间或有煎熬，或有挫折，但只要我们坚持抗争，相信正义终将如阳光照临大地，照亮我们的道路，也照亮每一条人间的道路。

这不是什么宣言，我们只是一群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弱者，站在即将变成废墟的危房中发出我们的声音：请支持我们，因为这同样也是支持你自己。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传闻南海中有恶物曰雷蟹，长一丈，宽亦一丈，重万斤，独步海内，无与争锋。此物不信人间律法，更不畏天上雷霆，惯持双螯横行鱼虾水草间。读者们，朋友们，请你们擦亮双眼来作壁上观，且看持螯者能够横行到几时？

 

联合署名：贾平凹、刘心武、阎连科、张炜、麦家、韩寒、郭敬明、李承鹏、当年明月、林白、方舟子、王小山、南派三叔、李银河、韩东、东西、苏小懒、石康、熊召政、春树、沧月、冯唐、谢有顺、彭浩翔、张欣、虹影、陆琪、曹昇、匪我思存、七堇年、蒋方舟、安意如、唐家三少、江南、顾漫、王卯卯、慕容雪村、郭敬明最世文化旗下所有作家、沈浩波、路金波、黎波、张小波。

的利益。然而百度不是，它只是利用你们来增加其自身的影响力，它的股价会涨，它的获利更多，然后，它会更加疯狂地把那些有毒、有害的垃圾产品推向我们全体。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写作不能维持生计，我们都将停止写作。我们不必冠冕堂皇地说，这将损及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我们只需要说出我们的处境：如果放任百度继续侵害我们的权益，我们将无法凭此生活，只能放弃我们的写作事业，然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你们将不会再看见我们的身影。每一个作家的身影。 这是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书都可以免费阅读，那么长久下去，必将无书可读。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相信你们也不愿意。 是的，我们也是人，同样活在这个尘世，同样有衣食住行之需。我们和所有的手艺人一样，收集篾条，编织篮子；我们和所有的农民一样，埋下种子，期待粮食。我们和你们一样，辛苦工作，然后坐下来吃饭。现在，有个叫“百度”的小偷闯进我们的家，偷走了我们的粮食，然后把这些粮食分给你们，来换取它的股价上涨。百度说：这就是互联网的精神，这就是免费分享。 我们蔑视这种所谓的“免费分享”，因为它只是个卑鄙的借口，它伤害的是我们每个人，每个作者和每个读者。我们可以发一句诛心之问：既然百度如此慷慨，为什么其竞价排名不能免费？为什么其股票不能任人分享？慷他人之慨只为了一己之私欲，这又是什么样的行径？ 这不公平。 我们之中有畅销作家，但更多的却是不畅销的作家。他们耗尽心血，熬白头发，用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苦心创作一部作品，所得版税仅够生存，甚至还不足以生存。但现在，因为百度的无耻盗用，他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寒冷的冬天。盗窃他人财物者应该得到惩罚，而盗窃穷人财物的，无异于杀人放火。问题是，我们要看着这些非畅销作家因饥寒交迫而放弃写作吗？或者说，我们只需要寥寥几个畅销作家就够了？对那些不畅销的，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冻饿而死，或者，让他们怀着愤懑和委屈去转做他行？行乞于道路之中？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艺术家的创作和发现。我们不期待得到额外的关照，只希望能够像平常人一样生活：未经我们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夺走我们的财物。夺走了也可以通过堂堂正正的途径拿回来。仅此而已。 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我们全体的损失，一个人权利受损，则每个人的权利都将不保。这世上的行凶者绝不仅是百度一家公司，今天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夺走我们的财物，明天也必将明目张胆地侵害你的权利。你或许不是作家，但你依然活在这个尘世。我们息息相关。 我们知道，在一个公有制国家，“权利”二字往往是可耻的，而且不受法律保护。所以我们看到，城管可以随便砸烂、没收小贩的财物，而小贩们不敢声张；拆迁队可以随便拆除人们的家园，人们无力声张。而在这一刻，每个人的权利都在或多或少地受到侵害，或许你没意识到，或许你意识到了却没有开口，但对行凶者而言，你的沉默即是懦弱，你的忍让、谦退不再是美德，反而成了行凶者恣意妄为的帮凶。 我们要重申常识：关心自己的权利并不可耻，相反，它近乎神圣。我们活在此世，权利便是我们

 

执笔：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梨花飘落的瞬间

按：前两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我为2011级新生做了次入学演讲，这是讲稿。因为时间关系，有些话未能在现场讲。

    郭英剑院长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我想他也许找错人了，因为我不是什么成功人士，收不到激励人心之效。按这个时代公认的标准，成功人士就是要有很多钱，住很 大的房子，开很大的车子，如果你是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如果你是男，身边要带个女的，女的脖子上要戴条几十斤的链子。这些东西我一样也没有， 我是个作家，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作家这种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穷，二是脏，三是骚。有些青春文学作家穷倒不穷，但后两个特点依然还保留着。就我所见，“作 家”这个词跟落魄、潦倒有很大关系，跟二奶和二奶的链子屁关系也没有。我唯一的成就，就是出过几本书，有人觉得还行，有人觉得这纯粹是浪费木材，所以今天 站在这里，我自己都有点羞愧，因为我不是什么好榜样。但最后，我还是鼓足勇气站了上来，原因只有一个：我想你们也许需要听一点不同的声音，不同于这时代的 主流价值观，不教你发财，也不教你成功，只是几个简单的祝福，祝你正直，祝你聪明，祝你活在某种文明之中，而不是只为了一堆臭钱活着。

    19年前，我和你们一样，背着大包小裹，告别故乡来北京读大学。几天之后，系里请了一位长相猥琐、穿着米黄色西装的家伙给我们做入学演讲，我那时比较单 纯，也就是傻，在交流环节举手提问：老师，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渡过？这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我说听真话，他说，如果要听真话，那你 就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那时还没有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奋发图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 家、对人民、对社会都有贡献的有用人才。我又问：那假话呢？他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 自己的吗？干吗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不妨 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贡献国家社会，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贡献家人，再次贡献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得到国家和社会。你也不一定要做个有 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能打人还是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个有血 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这种幸福，但你自己不应该有用。

    按照某种正统的观念，这位老师就要算是误人子弟，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有着大好的前途，可以当律师、商人或者煤老板，就算当不上，至少也能活得抖擞，就像 励志书里写的，每天起来数一遍口袋里的钞票，然后贼心不死地冲向更多的钞票。可是被他一番误导，我不幸地走上了邪路。我本是好人家的孩子，最后居然成了一 名作家。19年后，当我想起这几句所谓的假话，我必须承认，它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我的社 会担当；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别的什么。

    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21世纪的中国有许多特产，最显著的有三种：第一是麻将，第二是阴谋诡计，第三就是形形色色的官。如 果把这些官全部关到笼子里，肯定比北京动物园要有趣得多。这些官，人们称呼他张局长、李书记，然后他就会活在局长、当书记的自豪感中，全然忘了自己首先是 个人，其次才是个官。还有那些野蛮的拆迁队员，那些毒打小贩的城管，大概都是忘记了这个：他们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城管。还有一类人无以名之，只能叫“大 义灭亲者”，对这种人来说，如果他爸爸和公社的木头同时掉进水里，他选择去捞公社的木头，然后看着他爹淹死；如果在妈妈垂危和进京唱红歌之间选择，他选择 唱红歌。这种人在我们的文化中一直称为英雄，我不反对，但我还是觉得他不是人。大学中也有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独特的国情，大学不可避免地被金钱和政治污 然，变得臭气熏天。两年之后，你们中的某人会当上学生会主席，他本是好人家的孩子，当上主席之后就会变成另一个人，说话一套一套的，不过多半都是官腔；办 事有板有眼的，不过多半都是表演，他有很多口头禅，包括“紧跟、狠抓、全面落实、团结一致”，好像被宣传部附体了，至少也是被校团委附体了。如果到那时， 你还能记得我的话，你就可以这么想：当上个破主席，他就不是人了。

    这是我的第一个祝福：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是革命的一块砖，也不是某架机器上的螺丝钉，既不是谁的羊，也不是谁的枪，你是你自己。你可以当局长、当书 记，可你知道，那并非你的全部，只是你的一个头衔。你也可以加入某个组织，但不该无条件地属于它，甘心情愿做它的奴隶。你是一个人，万物之灵长，也是万物 的尺度，你是自然造物中最为神奇的一种。你不必过于强求身外的财富，因为你已经是超级富翁了。想想看，如果做“人”需要指标，你要花多少钱才能买到这个指 标？你生而为人，而且正在最好的时候，手里握着一件无价之宝，它闪亮、脆弱、如梦如幻，每个人只能拥有几年，这东西就是：青春。你考取了民族大学，说明你 高考还算顺利，可是没必要过分自豪，因为在十八九年前，你曾经赢取过另一场更残酷的考试，那次有几亿对手，但你打赢了，所以才会成为今天的你。这本身就是 个奇迹，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在座的大多已经年满十八周岁，所以我的第二个祝福，就是祝你成为一个现代公民，不是古代的黔娄、黎庶、编户之氓，也不是所谓的“人民”之一。我们这个国叫 人民共和国，许多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有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公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民日报……连监狱都可以叫人民监狱，在这么多机构中，除了人民 监狱和人民有点关系，其它的离人民都很远，人民代表基本上不能代表人民，人民公安基本上与人民为敌，人民的公仆基本上骑在人民头上，所以“人民”二字基本 上就是个虚词，借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你的名字叫沉默的大多数。但公民不同，身为公民，除了要和人民一样纳税，更应该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 务。我希望你们到大学后第一件事就是读读《宪法》，那里规定了许多权利，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集会结社游行自由，这些自由都是你的，你自己 的，不应该被随便夺走。如果有人夺走了，你就应该像个真正的公民那样，堂堂正正地去找他要回来。

    与人民相对的，是君主；与公民相对的，是政府。身为公民，你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责任，除了关心自己、家人和朋友，你还应该关心政府。政府应该是你投票选出来 的，它的权力是你分给它的，就好比一个物业公司，因为你不想为了清洁、保安等事操心，所以花钱请人来做。政府就是你花钱请来的物业公司，它做得不好，你应 该批评它，并且帮助它改正，如果它不肯改正，你甚至可以收回自己的权力，换一家公司。它做得好，你还是应该批评它，因为你想让它变得更好。

    身为公民，你应该明白：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更不等于爱皇上，中国历史上曾有过80多个王朝，它们兴，它们亡，中国还是中国。历史上还有过800多位皇 帝，他们生，他们死，中国还是中国。你应该知道，“中国”这个词有三重含义：地理上的中国，文化和民族意义上的中国，以及中国政府。前两者都值得爱，后一 个不值得，或者至少，你要看它做得好不好才决定是否爱它。

    身为公民，你应该独立而清醒，不依附于任何人、任何机构，这国中有许多动人的口号、美丽的谎言，在电视中、广播中、报纸上，在随处可见的任何地方，但你已 经年满十八周岁，不再是浑浑噩噩的高中生，那些美丽的童话听了笑笑即可，没必要当真。我们知道，这世上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桃花源中也有灾荒，礼仪之邦也 要收月饼税，再伟大的人也要上厕所，和你我一样；再大的官也要抠鼻孔、擦眼屎，和你我一样。古人说：人皆可为尧舜。我理解这话的意思，除了我们每个人都应 该像尧舜那样，正直、勇敢、善良、勇于担当，它还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尧舜那样的政府首脑，即使我们不屑去做，也不应该盲目崇拜他们，因为我们知 道，尧舜除了权力大一些，其它和我们一样，他上厕所的时候，他抠鼻孔、擦眼屎的时候，和我们一样。

    身为公民，你不再是国家的一份子，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相反，这国家有你的一份子，如果把它分成14亿份，有一份属于你，你是14亿股东之一。它好， 有你的一份，它不好，也有你的一份。你应该行使自己最重要的权利：投票、说话。如果你相信某人，可以投他的票，让他为你做事；如果你对他不满意，也可以把 他选下去。如果你觉得政府不错，你可以选择说或不说，如果你觉它就是个混球，就应该大声地说出来。未经你授权，没有人可以代表你，不管他是班长、团支书， 还是学生会主席，如果他这么干了，请你告诉他：对不起，你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还坚持这么干，请你把他当成骗子。

    我的第三个祝福，祝你成为合格的大学生。从古希腊至今，世上的大学都为同一个目的而建立，那就是真理。我母校的前校长江平先生讲过一句话：一生只向真理低头。我很想找人把这句话写下来，挂在我们家的正堂，如果可能，我更想把它挂在中国的每一所大学的门口。
    60几年来，中国的大学多了一些东西，也少了一些东西。多出来的是一些办公室、一些牌匾、一些头衔、一些学生干部模样的人，少的东西就太多了，我曾经这样 评论：现在的大学，学术越来越少，权术越来越多；风骨越来越少，媚骨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讲 道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你们知道，每年度都会有一个亚州大学的排名，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每次都名列前茅，而国内最著名的大 学，如清华和北大，似乎从来没挤进过前十名。香港以区区弹丸之地，竟然汇集了那么多优秀的大学，而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14亿人口、几万亿外汇储备， 为什么连一所像样的大学都建不起来？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也很简单，有些话可以说，有些话不能在这里说，希望各位可以深思。

    当我们谈到真理这个词，必须明白：真理不为任何人、任何机构而存在，它就在那里，可以被发现，但永远不能被发明。真理这个词与金钱无关，与政治无关，与意 识形态无关，与谁上台谁下台都无关，有些人一旦上台就迫不及待发明真理，这些所谓的“真理”，或许会传诵一时，但长久看来，必将成为历史的笑话。

    中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吾爱真理，但更爱领导”，另一种相反，“吾爱领导，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必须做出选择，而且应该站在真理一 方。你可以尊敬领导，但应该更尊敬真理，在未来的日子，你或许会为了某种原因曲从于某些人、某些组织，但至少心里应该明白：真理是香的，而领导和组织只是 闻起来香。

    前些日子有大学教授宣称，如果他的学生毕业之后赚不到四千万，就不要回来见他。这就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原因。

    前些日子曾有大学老师在课堂上讲过几句不合时宜的话，结果被学生举报，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大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我说过，真理是香的，而金钱就是臭的，至少没那么香。政治比钱更臭，特别是某种与人类为敌的政治，简直是臭不可闻。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大文豪萧伯纳写过一个剧本叫《巴巴拉少校》，剧中有个富二代叫斯蒂芬，和大多数中国的富二代差不多，这个斯蒂 芬终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有一天他爸爸教训他，说你天天这么游荡不行啊，一无所长，将来怎么办？斯蒂芬回答：我的长处在于能够明辨是非。他爸爸听到这话 大为生气，说明辨是非是世上最难的事，科学家和哲学家终生思考，也未必能够得出什么结论。你这么一个东西，凭什么就能明辨是非？

    这话没错，明辨是非确实不容易。特别是在某些国家，有些人活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还有许多大学教授自己就很糊涂，比如北京大学那位著 名的孔教授，按他的话说，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金氏父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为了嘉奖他的言行，我决定把他送到朝鲜去，据我所知，那里没有手 机，没有互联网，还有三分之二的家庭在挨饿，希望孔教授可以在那里成功减肥。

    身为21世纪的中国大学生，你应该明白，哪些话是对的，哪些则是混蛋话。对此有个基本判断：如果某个观点不介意与人讨论，也不怕被人质疑，它多半就是真 的。如果某个观点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并且拒绝讨论、拒绝批评，肯定就是混蛋话。这世上有许多书，有些书教人以智慧，有些书只会让人更愚蠢，包括我们的教 科书，特别是与文史哲有关的部分，其中有三分之一是谎言，三分之一是广告，另外三分之一是被审核过的事实。对此也有个基本判断：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只应 该关心数字和定理那部分，比如北朝鲜的数学教科书：3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男孩，加上4个敬爱金日成大元帅的女孩，一共有几个孩子？标准答案是：7个敬爱 金日成大元帅的孩子。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只应该记住3+4=7，至于尊不尊敬，那就去他妈的；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知道，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从来都有很 多种解读方式，如果某种方式宣称自己是唯一真理，你就应该对之表示怀疑，并且尽可能地多读些书，多了解一些别的观点，然后回过头来验证其是否准确。

    这也是明辨是非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如果长期只能听到一种声音，你就会被这种声音催眠，并且无条件地相信它、服从它，甚至崇拜它。我曾经在传销团伙卧底，深 知其力量之大，也深知其邪恶。我最近读过一本描述北朝鲜的书，叫《我们最幸福》，据书中所记，北朝鲜此时正在经历饥荒，百万人饿死，百万人营养不良，可有 些人依然相信，虽然我们很饿，可是中国人、韩国人比我们更饿；另外一些人则相信，我们之所以挨饿，是因为我们要把粮食省下来，等到朝鲜统一之时，好帮助那 些比我们更饿的韩国人；而所有的人都相信：北朝鲜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度，北朝鲜国民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作为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对此有所警惕，你可以身 在朝鲜，但你的心、你的精神，应当在朝鲜之外。

    做一名合格的大学生，你应该有一颗怀疑之心、一双苛刻的眼，还要有批判的精神。我们知道，世上的智慧都因怀疑而生，而在学术上，只有苛刻地审视，才可能接 近真理。你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我们有伟大的汉字，有伟大的中餐，有美丽的旗袍，最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能发明出臭豆腐。可是你也必须看到，近一两 百年来，中国人对科学、文学、艺术和学术几乎没什么贡献，我们输出的，除了廉价商品，依然是麻将、阴谋，以及形形色色西装革履的官员。有位德国导游长期接 待中国官员，发现有两个地方是他们必去的，一是卡尔.马克思的故居，另一个就是德国的红灯区。这大概能够说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有多么丰富，除了意识形态，居 然还有剩下的东西：性。

    30多年来中国建造了无数高楼，可是精神世界的高楼，连地基都没打好。我们最近常听到几个词：复兴、崛起、强大，事实上，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 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哲学家谢林评价歌德：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 杰作，所谓复兴和崛起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古人有一句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而事实上， 自从孔子死后，或者更近一些，自从上个世纪的先贤们纷纷谢世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学术上的寒冬，极为漫长，也极为孤独，长达半个多世纪。不过我们已经看 到曙光了，因为有些人正在努力，也因为有在座的各位。

    在座各位大多都是外地同学，在来北京的路上，你们已经见识了这个社会的一部分。我要说，你们很幸运，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从没像现在这样 繁荣，人类文明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发达，你们享受着文明的成果，也希望你们能对文明做出贡献，大导演伯格曼曾经说过一段话：我的梦想就是古代的一个传说。大 教堂倒塌了，人们聚集一处，建造了更为辉煌的教堂，教堂落成后，这些人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伯格曼说的教堂，其 实就是人类的文明大厦，它之所以辉煌壮丽，是因为许多人都曾参与建造，而且有更多人正准备参与建造。

    我还要说，你们很不幸，居然生在了这个时代，与地沟油、毒奶粉、躲猫猫和各种强拆、血拆为伍，你们听过许多丑闻、黑幕，你们知道一个词叫“潜规则”，它的 核心内容是金钱、权力，甚至是性，在座的某人或许正准备身体力行之。最耀眼的可能就是最肮脏的，最纯洁的可能就是最龌龊的，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人们说：这 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世界，这话不对，这世界并非没有底线，它以你我为底线。如果你抱怨世界的败坏，请先问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说过，这 世界之所以变坏，往往是因为我们没去想怎样让它变好。如果你对这世界不满，也请你相信，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就在不远之处，要到达那里，只需要我们每个人变好 一点点。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 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 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在演讲的最后，我想讲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曾经在一家单位供职，特别想当个部门经理，可领导就是不肯提拔他，这位朋友日夜为此烦恼。终于有一天，领导 良心发现了，晋升的文件发到了这位朋友手里，他看了很久，突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他问自己：难道我日思夜梦、孜孜以求的就是这么一张纸？这又有什么 意思？想了一夜，他决定辞职，然后到丽江租了一个小院，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院中有一棵梨树，到梨树开花的时节，他就会搬一把躺椅，沏一壶茶，拿一本以 前来不及读的书，喝两口茶，读几页书，有时会睡上一会儿，睡醒之后就会看见，雪白的梨花一朵朵落到他的书中。

    很多年之后，在座的各位会有各种各样的造化，有的会成为高官，有的会成为巨富，有些人会成为大学者，一定也会有人早死。不管你活在哪一种人生中，你都会经 历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不够幸福，可是又不知如何改变。我想原因就在于少了这样的“梨花一瞬”，你需要一段悠闲的时间，去品茶，去读书，或者什么都不做， 只需要一个黄昏，看梨花如何从身边飘落。这就是我开头的那句话：如果你想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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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 “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 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 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 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 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 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 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 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 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 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没有达到。

相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长期寻求军阀对他的支持以失败告终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后来甚至向日本表示平津和内蒙也不要了。这些权益是袁世凯也不敢让的。

《南风窗》：既然如此，为何我们的教科书、公众甚至历史学家都认为孙好袁坏呢？

唐启华：今天我们对历史包括近代史的理解，是基于片面扭曲的历史诠释之上。因为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对历史的诠释往往出于宣传的需要，不一定是历史 事实，甚至将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和是非之上，认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台湾虽然经过了政党轮替，国民党被塑造为独裁专制的代名词，但受影响的主要是对 台湾史的诠释，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并未受到挑战。

由于国共两党皆以反帝、反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民初历史诠释的基调。两岸学界对当时外交史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广州、武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 交”。北京政府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外交上纵使有零星的优异表现，也因政治不正确而长期遭到忽视与扭曲。独尊“革命”，在非常时期或有其必要，但数十年来 成为常态，窄化了我们近代史理解的视野，导致中国外交史研究，不注重外交常规之交涉谈判，只注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宣扬“革命外交”之必要性。

《南风窗》：那么，您怎么评价北洋时期的内政和外交？

唐启华：北洋时代从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结束。国共两党都极力攻击北洋时期，把北洋时期说成一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 时代，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北洋军阀卖国等刻板印象相连接。北洋时代是否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个人觉得需要仔细研究之后才能下定论。

事实上，北洋是一个被丑化的时代和力量。中国要往上走，是可以从北洋时代得到启发的。那时虽然军阀混战，但彼此之间还是有道义上的约束，不会赶尽杀 绝；北洋内部派系林立，轮流执政，这对今天的政改是有借鉴意义的；北洋时代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社会氛围自由宽松，没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百花齐放， 有学术自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的黄金时代。

在外交上，通过对清末旧的外交机构的改造，破旧立新，完成了外交机构的现代化，使得一批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式外交官登上了外交舞台。他们通过各种形 式到国外接受专门教育，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群体。由于军阀不管外交，外交官威望崇高，外交不受党派利益的牵制，能够从现实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起其他部 门更能独立决策且具延续性。但由于长期的革命外交灌输，在列强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成了“买办”、“走狗”、“西 崽”，交涉成果被一笔勾销。

《南风窗》：但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外交还是丧失了很多国家权益呀？比如巴黎和会，中国是战胜国，但在山东问题的交涉上依然失败了。

唐启华：外交的基础是国家实力。清末民初正值帝国主义外交高潮，弱肉强食被视为天经地义，中国赖列强均势，免于瓜分已属万幸；加以列强在华条约利益 一致，中外实力差距太大。在这种情况下的外交，要全面挽救颓势是不可能的，只能寻求局部的突破，力求不丧失新的权利，或将已失权利加以严格限制。哈佛大学 教授柯伟林认为，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相当不简单，在内乱不断的情况下，居然将清朝遗留下来的版图，大致维持完整，是不可忽视的成就。

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日美之争，美国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对日本做的让步。中国最终没有在对德合约上签字，第一次对列强说 “不”，而且日本最终也没有获得山东的统治权。除此之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还是有很多外交成就的。中国签署了对奥合约、对匈牙利合约、对保加利亚和约，第 一次以战胜国姿态出现于国际社会。顾维钧代表中国还签署了国际航空专约，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具有同样的领空权。加入国联是中国加入形成中的国际社会的开端， 中国当时缴纳会费所占的比例是今天中国联合国会费的3倍。入选国联行政院意味着中国具有处理世界问题的资格，王宠惠还成为入选国际法院法官的第一个中国 人。

当然，北洋时期的外交有功有过，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以前的坏，看不到它的好，更不能只强调今天的成就和过去的失误，不能自己让步就是顾全大局，别人让步就是丧权辱国，不能有双重标准。

被“废约”遮蔽的“修约”

《南风窗》：在近代中国人的脑海里，没有比“不平等条约”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情绪。您怎样看待“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

唐启华：近代中国与世界接触以来，饱尝屈辱与挫折，“不平等条约”可称得上最明显的伤痕。1920年代以来“反帝废约”、“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爱国宣传，开始深入人心，自此是谁“废除不平等条约”终结百年国耻，与政权的合法性密切相关。

国民政府受惠于五卅之后反帝反军阀激情，于大革命之后取得政权，强调其始终致力于废约，并在抗战期间，签订《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等，废除“不 平等条约”，但贬抑轴心国交还特权给汪精卫政权之重要性。中共则贬抑国民政府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果，指出尚有许多未收回的权利，强调是中共最先提出废 约主张，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奋斗；1949年建国之后，彻底扫除帝国主义势力及影响，解除了套在中华民族身上“不平等条约”的锁链。最后，香港，澳门回 归，才算真正终结百年国耻。

事实上，“不平等条约”负载了百年民族悲情，政治意涵浓厚，其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就意味着对条约的合法性及效力的怀疑与挑战，进而主张“废除”之， 但太过强调“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的瑕疵，及“废约”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会有自相矛盾之处。清政府也曾在外国享有条约特权，如在朝鲜有专管租界3处，另外 在甑南浦等公共租界中也有中国租界，并享有领事裁判权。《马关条约》之前，中国和日本互享领事裁判权等。

应该说，“废约”的主要作用是对内的，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丰富精彩的“修约”历程与成果，被“废约”观念所遮蔽，致使几代外交官的努力被遗忘，中国外交的诸多特色和发展历程被忽视扭曲，无法总结成果，平心理解过去。

《南风窗》：那么，“修约”和“废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唐启华：摆脱条约束缚是举国一致的目标，“修约”和“废约”都是达成目标的手段。“修约”循法律途径，依据法理要求改订平等条约；若对手国坚持不肯 修订旧约，则可诉诸革命及民意，走政治路线“废约”，摆脱旧约束缚，目的仍在重订平等新约。“修约”和“废约”两者应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视环境、时事及本 身环境，做不同的选择或交互运用。“条约必须信守”是历史悠久的西方法律传统，条约可以修改，但修改条约不应否定“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但1925年五卅惨案之后，国共两党力主“反帝废约”，强调废除与修改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将“修约”定义为与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卖国行为，认为只 有“废约”才能解除束缚，摆脱半殖民地位。自此，“修约”与“废约”成了泾渭分明不能调和的两条路线，是否主张无条件“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爱国主义和反 革命、好与坏的分水岭。“修约”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成为负面名词。

《南风窗》：在“修约”方面，北洋政府做了哪些努力？成效如何？

唐启华：当时北京政府虽然衰微，但仍是被各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国际上代表中国。1919年以后，其“修约”朝有约国、战败国及无约国三个方向发 展：对有约国，在巴黎和会上要求舍弃势力范围等7项特权，虽大会未予受理，但已系中国首次明确表达对条约束缚的不满；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 约，得到允准。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 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 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 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乃毅然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 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

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告别“革命外交”

《南风窗》：您的这一系列观点，恐怕会被认为是在做历史翻案文章。

唐启华：我的研究不在于翻案，也不在于否定他人的历史记忆，检讨他人珍视的传统，而是提供一种多元看待历史的方式。过去80多年来，受革命宣传的影 响，“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反帝废约”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情操，在收回国权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民族自信心是弥足珍贵的。多年宣传的影 响，已是铁一般的事实，每个人的历史记忆都应该尊重。然而，过去的历史记忆，过度一元、单调、贫瘠，“反帝废约”激情在完成阶段性任务后，可能会妨碍中国 和平崛起的脚步，限制了迈向大国的历史想象空间。在此问题上，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均衡的历史理解，进而能与各国平心对话，关照彼此的世界观，大步迈向全球化 时代。

《南风窗》：您主要是在担心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吗？在处理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的关系上，中国人往往爱、恨、怕交织，感情很复杂。在迈向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自我疗伤？

唐启华：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我们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 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认定自己是受害者，沉浸于八国联军、南京大 屠杀等事件的悲情中，琢磨着有一天要一雪前耻，就只会让世界感到害怕。民族主义会激发爱国心，但狭隘民族主义会成为中国前进的绊脚石。中国要崛起，必须告 别革命外交，在多元化的历史视角中，摆脱过往政治神话的束缚，以平衡自信的大国心态走向世界。

(本文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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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3

闾丘：讲到网络，尤其是媒体人运用网络，或者我们来看微博的话，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内的微博对每个人发布信息是拿 一个记者的要求来要求，比如说不能有假新闻、假消息，那这就是把微博视为媒体，所以有了媒体的专业要求，同时对使用微博各家媒体又有各家媒体的要求，我们 也知道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媒体人除了在自己工作的平台，那么在网络上他/她究竟可以说多少东西，他/她的言论尺度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个新问题，我看微 博的情况好像又是在缩小媒体人可以表达的空间，萧强你怎么看？

萧强：微博当然很复杂，有多少人就多少种声音。同时，我们又 可以看见，不管是在中国的微博，还是在其他国家，微博也好、社交媒体也好、网络也好，又有一种群体现象。就是你以为它“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声音”。实 际上这些声音非常聚团，尤其是在政治上，和这些所谓时尚的题材上，就会变成一大拨人只有一种声音，另外一拨人可能有正好相反的声音。一般地说，这种现象不 构成一种理性的讨论，有时候也不构成对事实的检验，但是确实在网络媒体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传播现象。实际上我在中国的微博要好、博客空间也好，也容易看到同 样的东西。使我们如果抛开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不说的话，那么至少媒体本身一般是一个企业，或至少是一个组织，媒体人在这个组织里收到一定的限制 和规范，而你在微博上一般来说是以个人的身份，那么个人的身份说错或者说对，这个产生的影响和你在一个组织的受到的限制当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同时又在组 织里头，而且又以个人的身份在网络空间受到牵制，这有各自各自的优势，也完全有可能受到互相的牵制。这个不管是原来在组织你的身份是一名官员、还是一名记 者，或者在组织的身份是一个老板，因为企业也是一个组织，那么这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在网络时代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也正好是所有现象中最 引人入胜、也最有意思的部分。

闾丘：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现象，拿我自己来说，我都觉得每隔一段时间要检讨一下在网络空 间怎么来做，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媒体组织里的人，就像萧强刚才说会带来一定的牵制。我想请教一下长平，中国内地的媒体也好，香港的也好，越来越多是依赖网络 上的一些事件和新闻信息。这一点对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又好像有很多的媒体并不在乎这些，大家更多的是要求快，或者抢时间，但是很 多时候我要有一种担心，如果放弃的一些对基本的新闻报道的要求的话，会不会反而是自己透过一些不专业的做法，把我们的脚步越封越小呢？

长 平：我还是说，为什么说所有的媒体都是老媒体呢？就是我觉得微博等等新媒体的出现实际上是舆论有了一种返祖现象，我们再回头来想为什么会有舆论的开始？舆 论从哪里来？可能就是部落或者村口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下面就形成了一个舆论广场，大家在那里七嘴八舌。那时候有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声音大一点，或者说意见 中肯一点的话，它就成了舆论领袖，大家都听他多说一些，他在成了意见领袖之后发现这个东西可以获利，后来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这样去看的话，我对新媒体带 来的导致所谓假消息、假新闻，不专业的发言倒是没有那么多的担忧。我也觉得它首先是一个言论的自由市场，的确有很多谣言、很多假消息，但是在一个言论相对 比较开放的空间里，它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得到验证、得到纠正。这是一种自我纠正的过程。另外呢，不管媒体多么发达，又会有一些人希望靠言论或者靠舆论的市 场获利，于是这些人必然要以专业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要比别人说得更准确、更深刻，他才可能得到他想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也不怎么担心在一个比较开放 的言论空间里，专业媒体会一直放弃自己的专业要求。我反而觉得越多的谣言会促成一些媒体的专业自律。如果把所有的事都管起来，就象过去的年代，都是新华社 发稿的时候，其实大家不怎么在乎专业不专业了。恰好是在一个言论市场比较开放的情况下，专业才有它的好处，才有它的利益所在。我现在是用市场化的利益来解 释，这里面的确实有市场化的因素，同时也有另外的，比如说理想主义的倾向也会促成“我至少要比别人说得更好”，在这一点上两方面都会起作用。我没有那么强 烈的担忧。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或者对整个媒体带来的变化，我是乐见其成的。

闾丘：萧强你怎么看？在自由的一个环境下媒体人的公信力可以由市场、或者读者来判断。这样你自己势必会对自己有一个定位和要求，但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把柄被抓得多的话，就可能会成为扼杀整个行业或者空间的理由。

萧 强：如果是故意怪罪的话，那不是你可以左右的。因为你可能两方面都做，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传统媒体、在组织里以专业媒体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那么在整个网络 空间中更多的人并不属于新闻媒体的组织，而且发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比如电视台就不容许你说错一个字，然后过一个小时再更正一次、再更正一次，偶尔可以但 不能经常这样；或者报纸一下几百万份印刷出去就要格外校对，一个错别字也会看出它的不严肃，所以对于发表的要求和标准是不一样的。虽然不是说传统媒体不出 这个错，由于它发表平台的不同、形式的不同，本身就会有不同的要求。要在博客上写两个错别字的话，没关系，改过来就行了；视频即使是有的质量不好，有些地 方被涂改，也还会有人指出和纠正，并不完全在于发表的本人，或者使用的视频一定要象电视台的那么清晰，所以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同时也确实是因为网络空间 相对来说制造错误信息的人很多很容易，但指出别人的错误也很多很容易，它有一个自我纠正的过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事实性错误在网络空间是很难长久存的。 至于说的是属于某一个组织，以某个身份的人然后在上面出现了错误，或说错了一句话，造成了负面的影响，那是因为你本人的身份带来的。其实那样也可以通过在 网络空间以同样的方式来纠正，自己只要承认错误就可以。从事实的角度来讲没有那么复杂。从意见的角度来讲，就更不需要统一了。他可以有他的意见、你便有你 的意见，最多不同意见可以共存，不一定一方一定要压倒另外的意见。这些都是网络空间的好处，但是也要求所有的用户和读者既是参与性，同时有一种批判性接受 的眼光。如果说一个信息说得不清楚或者说错了，你可以不相信，或者提问题，你可以问别人，你用不着一定要来怪罪网络平台本身。这个判断是你自己的。你可以 不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你不用说他本身不应该发表这样的意见。这些都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息环境和传播方式，和传统媒体可以比较，但不可以直接互相照搬。
闾 丘：那我们来再谈谈议程设置。现在有很多的议题基本上是由网络来进行的，那就和过去议程由传统媒体来设置，我告诉你有什么新闻可以看，产生很大的分别了。 就算是看看驻中国的这些外国媒体的话，他们现在报道也已经经常会给中国网络上的热点新闻带着跑，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获得信息的状况会带来不同呢，萧 强？

萧强：议程设置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议程设置是指在传统媒体的时候，特别是在一个不是很市场化，象中国的“权力决定一 切”这样的环境中相对来说是一个从上往下的过程，直到今天你要去读每一条宣传部的指令，它都会经常告诉你说，要把什么什么放在前面，要重点宣传什么，不要 宣传什么，这些都属于议程设置的范围，而且是设置整个社会的议程；象在中央电视台，什么报在前面、什么报在后面，什么不能报。那么在网络时代，这种“从上 到下”控制公众所知道的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什么前、什么后的议程控制被大大的消弱了。而网络本身这种百万人、千万人互相之间的互动和参与制造出来的一 种新的所谓流行的题目、热点的题目，这个往往不是从上往下、由某些人决定的。即使你觉得中间有一些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会起一定的作用，有的时候好象起 相当的作用，但是总的来说，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流行起来，一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大家都谈的事情，几乎不是一个可以预测、可以控制的现象。这个如果你要去细研 究的话，还可以更肯定地说，就是它一定是不可控制的。人们的兴趣的转移和兴趣的互动在一个社区或网络中，信息高度流通的情况下，不是这个现象，也可能是另 外的一个现象；它可能属于某几类现象，或某几类信息，但是你绝对不可能确定某一个信息一定可以流行，也就不能“制造议程”。如果你能确定的话，那你几乎就 可以主宰市场走向，实际是不可能的。

闾丘：这一点的话，长平，我们是不是可以乐观地来说，至少网络所带来的这样一个优势使 得新闻媒体在报道的话题方面已经打破了过往的“由上往下”的这种权威性，或者说一种权力的象征意义，使得权力相对来说变得比较被动一点，我们经常看到的一 些“舆情观察”、“舆情追踪”其实这也是一种比较被动地反映，你怎么看？
长平：可以肯定地说，网络时代的议程设置跟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已经有很大 的不同，它的确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另外，网民会起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有些网络媒体本身作为商业机构，它也在设置议程；另外宣传部门管理网 络媒体，其实也在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所以有些议题也不完全是好象大家看到的是网民决定的，也是受商业机构和宣传部门控制的。所以另外一些议程就不可能 成为议程，比如说温家宝谈政改，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谈，其实还有很多网民想谈就谈不了。网民或者说更多的新媒体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是进一步地化解这种控制。进 一步化解这种权力和商业对媒体的控制可能会更多的情况出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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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时代》记者Richard Stengel所提出的科技和社交媒体对维基泄密追求更为透明、公开的社会所起的作用这一问题的时候，朱利安・阿桑奇做了这样的回答。（原声音频）

我 先来谈谈透明度问题。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社会更透明，而是让社会更公正。而多数时候，透明度和开放性会引导社会走向这个方向，因为滥权的计划或行为会 遭到反对，那些想要滥权的组织会在计划执行之前就被反对，或者被曝光，这样这些组织就会失去追随者。关于社交媒体的兴起，其实这很有意思。当我们最初成立 [维基泄密]的时候，我们认为那些博主们、写维基百科的人会做分析工作。想想看，要是能写一篇关于中国的审查机器的最高机密，或是索马里的内部文件，或是 解密美军伊朗计划的文章，肯定比写一篇关于《纽约时报》头版文章或是你家的猫什么的要给力。而我们公布了这些文件。但是情况确并非总是如此。重头的分析工 作是我们来做的，由和我们合作的职业记者和职业人权运动家们完成，而不是普通大众。但是，一旦最初的分析工作完成了，当一篇报道成为了报道之后，我们开始 看到普通人的参与，他们挖掘得更深入，提供了更多的解读。因此社交媒体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放大器，也是我们的信息来源。

在 维基泄密创办的第一年，当我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原以为全世界网民可以协助完成的分析并没有人来做的时候，我知道不能让没有资金来源的大众来完成新闻机构靠 职业机构完成的工作。从大众那儿，你可以得到的是其他形式的贡献，比如说评论，有时候会出现非常好的评论，有时很高层的人会以他们的媒体经验来评论，或者 我们可以接触到爆料者，这时候，有没有媒体经验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让人们写那些他们没有直接经验的事。当然，如果你好好想想，这也很自然——他们为 什么想写那些他们不了解的事呢？他们没有这个动力。当人们在博客或其他社交媒体上写政论的时候，我的体会是，他们的目标并不是要揭示真相。而是他们想表现 他们了解当日的最热话题。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和省力的方式是取材于到处可见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读者群——然后谈谈他们的观点，是否同 意等等。

[clip over]

闾丘：我们来谈最后一个问题，象阿桑奇自己说维基泄密 等等一系列社交媒体的出现，他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好、透明度也好会带来很多正面的帮助，那么对于这一点的话，萧强你怎么看对于中国的公平正义的追求，或 者说，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也好，一系列新媒体的出现，网络时代的到来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

萧强：维基泄密这个事件当然是非常有意思的，现在也造成了轩然大波，到现在为止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你具体去看阿桑奇这个人、或者维基泄密本身的话，倒没有什么技术上的了不起的诀窍。它相当于是一个象征性的事件。我想先说一点和我个人有关系的花絮。

三 年前，我收到一封wikileaks发给我的电子邮件，说邀请我参加做他们的顾问。我来一般不参加这些我不知道的项目的顾问，所以我就回了一句话，说请你 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后来就再也没回音了，直到两年前，有些媒体来找我说，你的名字在维基泄密网站的顾问名单上，我看到了以后很吃惊，但谈到维基泄密做的事 情的话，我还觉得很高兴，因为那是关于阿富汗战争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伤及平民的现象，我觉得这些现象应该揭露，但我觉得维基泄密未经我的允许就把我 的名字报上去的做法很不靠谱，我还是很不高兴，我就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请你把我的名字拿下来。那封邮件被退回来了。到今年维基泄密变成了一个世界上重大 的事件，上万封的政府文件被披露，而且手上还拿着银行的文件等等，这就变成了一个新闻的焦点。虽然我个人和这个项目，就象我刚才解释的，没有什么关系，我 对不经认同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这一点也觉得很不靠谱，不认同。但是从另外一点大的背景来看，我觉得刚才闾丘说的是对的，就是阿桑奇的维基泄密这样一个项目 确实对我们今天的世界以非常醒目方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信息的透明度和这些所谓的组织的秘密的关系，在信息时代要重新审视，否则这类事件还会再次发 生。不管你的组织是国家政府、还是大的银行、还是任何什么机构。在中国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比如中宣部的禁令那是绝对机密的，经常是电话的秘密说得，但是 今天在网上经常可以搜到那些媒体人处于自发抵抗的行为，在网络上泄露出来的这些所谓的机密。那么看到这些所谓机密本身对于这种控制的模式就是一种颠覆、或 者限制、或者是反抗，那么这种控制手段势必在网络时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维基泄密只是这种挑战时代的到来的最鲜明的信号。

长 平：在中国做媒体的人其实都……我们原来一再强调的一句话就是，“保密工作无小事”。再小的事都是大事。涉及到保密、国家机密，那都是非常吓人的词。我觉 得维基泄密最大的贡献就是对这些大家认为习以为常的东西的挑战。比如说，国家就一定要有秘密吗？或者说这些秘密应该有谁决定？或者说外交大事这些普通老百 姓能关心吗？对这样的一些观念，它做出了大胆的挑战，我觉得它的价值在这里。维基泄密的意义还不在于它是在传统媒体基础上的完善，而是它是对过去既有模 式、既有观念甚至被神圣化的一些价值观和政治观的挑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当然对维基泄密本身来说，可圈可点的东西也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它只是象萧 强提到的“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一个信号，我乐见类似的挑战和未来更多的刺激，我还希望能看到相同的或者更大的挑战出现我们旧有的思维。

闾丘：谢谢两位，说到维基泄密对世界造成的影响，在中国内地的网站上也有，很多可能不是一个集中的网站，而是一条条的帖子，一条条的信息的时候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谢的谢两位精彩的论述，谢谢大家的参与，也感谢在背后默默支持的工作人员，再见。

（全文完）

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2

闾丘：长平，其实我想问一下，有的时候我自己作为媒体人也觉得比较的尴尬，甚至有点惭愧。就是对一些政治原因，比如说禁令，我们会比较的理直气 壮，或者说比较敢于去拓宽这个空间，但是对于一系列钱的限制，比如说软文哪，或者是业内明知道的潜规则，就显得声音就没有那么响了，我就记得台湾的我们的 同行，在写了业配新闻辞职之后（注：“业配新闻”即有偿新闻，记者们收钱后所写的新闻，也包括收取政府的钱。详情请搜索“�哲斌 离职 中国时报”），我自己写过一系列的文章，也有很多选专栏的朋友们都写了，结果发现在内地的媒体没有一家是可以登的，因为这些编辑私下对我们说，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在对钱的问题上，反抗限制新闻自由和建设坚持自己底线的力气好像就没有那么大了？

长 平：说起来是这样的，作为我这一代的中国媒体人，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90年代初期其实我们是热烈拥抱市场化。当然整个中国在那个时候媒体做的一个 教化功能就是宣传市场理论，或者是告诉大家市场的常识。媒体用市场化来对抗政治压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媒体人就选择了一种“站队”，市场化是值得肯定的 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可能，很多人缺乏对市场对媒体的侵蚀的反思，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实际上因为有了市场化，像我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去做上 一代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它的确对反抗专制和言论管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确实是有好感。而且是把它当作特别……有些经济类的媒体是把它当作真理来拥抱 的，实际上从台湾、香港等媒体的经验来看，这个也是很遗憾。起先很多大陆媒体人对香港、台湾媒体没有足够的理解和同情，他们还处于同专制进行斗争这个道义 上的正确性里面；另一方面在这个正确性里面，他们变成了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报社的确是因为市场化挣了钱，很多记者、媒体、编辑也给了很多利益，在这样 一种情况下，闾丘说的很对，对金钱对媒体的侵蚀的反思是不够的。在我看来，媒体人一定要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做好媒体。媒体不能驯服于 政治，同时对金钱要有一些……，不能拿市场化来解释媒体的全部运作。所以在这点上中国内地或者大陆的媒体人我觉得是还要有更多的警醒和自觉意识。前段时间 我去台湾，我也有一个观察。我觉得台湾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全部的力量用来对抗国民党的言论专制，在对市场和金钱的腐蚀这方面应该说是没有历史性的准备 的。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地下的刊物的历史使命结束之后，传统媒体又走向市场化的时候有一点手足无措。我觉得一下子就被资本家控制。这是中国在面对社会转 型的过程中我觉得媒体人应该提前有这样的准备，才不会陷入那样的一个可悲的境地。

闾丘：在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请教一下萧强， 我们看到，当时默多克要收购《华尔街日报》的时候，可以看到在美国的媒体界引起了很大很大的反响，大家联名签署，表示抗议，当然到最后这个媒体还是卖掉 了。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说，新闻专业主义，编辑独立会不会受到侵害，因为默多克代表了一种经营媒体的一种模式，用市场、商业资本作媒体的更大的前提。其实 您觉得资本的侵蚀对媒体的伤害，对中国的媒体人来说，您有什么建议和观察？

萧强：长平有很多具体的经验，我刚才能对他所说 的加一个补充。维持新闻专业主义的质量不仅仅只能寄望于媒体人本身的理想或者意识，这是一个体制要解决的事。我说的体制，包括刚才说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 也是一样，或者说法律体制。其实比如说南方报业、香港的电台和报纸也好，如果内部的管理的制度不是鼓励编辑独立、不是鼓励社会责任的“新闻专业主义”的 话，那么个别人的意识在这里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我虽然举美国的例子，但是它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纽约时报》当然它也出问题，前几年出过一个很大的丑 闻，但是《纽约时报》可以维持一定的新闻专业主义是因为编辑独立是它内部的制度，这个制度是公司管理，一个家族拥有报社以后定得非常仔细、又非常绝对的一 条准则，在过去多少年的持续中基本上保持了这样的准则。如果说，象英国的ＢＢＣ它是一个公立电台，在这样的公立电视台中，对于内容的独立性的要求也都是制 度的一部分。我去年的时候在剑桥参加一个讨论会就是讨论……一方是默多克的儿子，一方是《卫报》，还有BBC，在讨论私营的报纸和公营的电视台一起在网上 竞争的问题，那都是在那种制度下考虑市场和纳税人的电视台报纸内容之间的竞争，谁的公信力高或者谁的内容质量好这样的问题。在中国的情况下，现在还不是这 样一个整体的政治体制，我们谈的还是说实际还是中宣部控制下的媒体怎么在中国变化的过程中，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不仅仅在政治上扩大言论自由的空间，同时又能 在新闻的质量和标准上来抵制市场化的压力和侵蚀，这也需要内部的制度和媒体的制度。

闾丘：刚才萧强一直是在讲，除了市场、 政治、还有法制的原因，那么长平，过去几年，大家一直在谈这样一个问题，要不要立《新闻法》，尤其是每一次记者被打之后或者是有一些纠纷之后，就会有很多 相关的讨论，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我对要不要立《新闻法》是持非常谨慎保守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法律很多，而且空间这么有限，还没有彻底改变架构的情况 下，来一部法可能是自绑手脚，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长平：我很理解你的看法。我也看到像展江老师，我们的传媒学教授，他呼吁 要进行新闻立法的原因。中国的确是法律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很多人担心有了《新闻法》之后就跟其他法律一样，成了依法治人的手段，而不是依法治社会或治国。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担心，而且远的不说，这几年从假记者到假新闻，虽然不是《新闻法》，但实际上也是在利用新闻的伦理和规则，泛泛的说，也有这种弱的法律意 识，但打假记者实际上成为打击记者的一种手段。因为要拿到记者证要经过相关部门的那种考核，考的是很荒谬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仅仅是考试，而且 在后面的管理上面它实际上成为一种手段，那为什么最近又在打击假新闻呢？假新闻实际是在“假记者”打击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不够之后又利用了这种新闻伦理的东 西来继续打击，你会发现最近比较明显的有两起因为“假记者”、“假新闻”来处理的事。一是记者龙灿跑到上海调查上海复旦大学在黄山遇险的事情，还有另一个 还是成都的《看历史》杂志报道一个国民党老兵的晚年问题。这两个问题对记者编辑都遭到了除名的处理，都说他们是发表了假新闻。这两个假新闻都是他们损害了 政府部门的荣誉，这就是很奇怪的问题。你看这个具体的问题就知道，这种打“假新闻”其实也是打击记者的手段。进一步如果我们再有更多的法律，的确也可能成 为这样一个工具。

但另一方面呼吁新闻立法呢我也理解，因为现在的新闻管制实在太随意了，就是宣传部门发禁令没有任何辩解， 在荒唐的禁令都可能发出来。有法律之后大家会觉得说你总还得有一个依据来发，你总不可能接到一个谁的亲戚的电话、企业的电话说有这样一个禁令。现在经常会 受到一个企业的禁令，好一点的说这个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不好的连这个理由都没有。可能是一个小企业就有可能发一条禁令。大家会觉得这个也太随意了。所 以在这一基础上大家呼吁要有一个依据，所以这两边我都理解。如果是我的态度的话，要立法的话首先可能要先讨论一些东西，比如说宣传部的管理体制，有了法律 之后的实施也不应该由它来发禁令，而且宣传部门在法律中占什么位置，这可能也正是为什么新闻立法受阻碍的一个原因吧。

闾丘：萧强，你怎么看这个立法的问题？你觉得这个法律的制定其实对媒体行业的空间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萧 强：我觉得要看法律是做什么用的，是为了保护记者、保护新闻自由用的，还是为了让媒体的控制更加规范化、合法化用的。同时这个法律又有多大的独立性，刚才 长平最后正好说到了这一点。如果中国共产党是高于法律的，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部是要比法律还要更高的位置的话，那你要立法的话不是给宣传部门绑了手脚， 起了限制作用了吗？这样的法律迟迟不能来也就可以理解了。因为宣传部不会愿意把它们控制媒体的作用功能变成一条一条明文的法律，而且如果是法律的话就会有 另外一个系统——司法系统来保持法律的实施，而不只是宣传系统。象这样的权力的丧失在我看来也不是中宣部愿意看到的。我们都知道中国有的不是《新闻法》， 有的是党的宣传纪律，这个宣传纪律是从来不公开的，有的媒体人、特别是媒体的管理者都很清楚，所有的媒体是干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接受什么指令。立 一部《新闻法》也可以对于社会的一些现象对于媒体的行为产生一些规范，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党高于法律”的前提下，又是党管媒体的情况下，它很难出炉，这就 是刚才我说的情况。

闾丘：《新闻法》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相对的比较远一点，我们还是来谈谈一个现在的媒体人迫切要 面对或者可以利用的情形，那就是新媒体带来的改变。称它为社交媒体也好、网络也好、新媒体也好，这样的传播方式对原来的传播方式报纸、电视、广播完全不一 样，就是网络媒体，我想请教一下萧强，网络媒体的作用，包括在中国，社交媒体对于信息的传播，包括新闻内容、议程设置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你觉得这样的 空间可以怎么更好地去运用？

萧强：新媒体或者网络的中国社会在言论上带来的变化，不论是在中国生活的人，还是像我这样的观 察者都看得很清楚。去年微博的广泛使用，还有一些社交媒体都产生了相当大的拓展普通公民的信息包括政治参与的功能。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以极大的热忱关注这个 空间的发展。以未来的五年或十年的阶段来看的话，也还有一点也应该很清楚，就是所有的媒体都是新媒体。不管你是印刷媒体要好，还是传统的广播媒体要好，你 真正的前途还是要通过网络的形式去传播。而且网络上其实也不分你是什么媒体，你即使传送到了网络上也要由用户或者读者或者网民再重新设定它的议程。人家要 是不愿意看，你就是放到了网络上也没有人点击；如果人家想要查看的话，也不分这条信息到底是中央电视台的、还是南方周末的、或者是一个博客的声音，在网络 上信息的传播有自己的规律。虽然在中国的网络上传播的同时也有政治和商业的力量在起作用，但是毕竟在线媒体抵抗这种主宰的方式和力量要远远比传统媒体空间 要大得多。

闾丘：这一点要请教长平。长平你说你被迫可能要成为一个“自媒体”了。其实媒体人对网络的应用，它和普通的网民应该还是有些不同的要求的。用得好了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拓展声音的方式，用得不好也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比较尴尬境地的工具。你怎么看？

长 平：其实我非常赞同刚才萧强说的“所有的媒体都是新媒体”，其实我还想加一句，我觉得“所有的新媒体也都是旧媒体，或者说是传统媒体。我这么多年做的工 作，给自己的任务就是洞穿二元对立的东西，或者说超越这种东西。我愿意在体制内呆也可以，但是我不觉得我在体制内就是体制内的人，我愿意穿越体制内/体制 外、海内/海外、或者说传统媒体/新媒体这些对立。我觉得未来的媒体一定是这样一种方向，所有的媒体可能最后，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一致的。二元论是有些阴谋 论在里面的。我原来管理媒体的时候我会告诉我的记者、编辑，所有的媒体人都是媒体人，你是记者、编辑不是说我是报纸记者，他是网站的记者，这个观念我认为 是非常重要。当然像闾丘刚才说我现在被迫离开体制内，昨天我刚刚在《明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哪儿都是媒体》；当好一个同行昨天在邮件中对我说， 你想要表达，哪儿都是空间；只要我们想传播，哪儿都是媒体；但是你现在的微博账号也被封了，我的天涯博客也被删了，怎么能够做到哪儿都是媒体呢？这的确他 是提出了一个问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你看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其实也是一个传播、也是一个媒体。所以这不仅仅是新技术的问题，其实也是新技术带来更多的观念 问题。如果是能有这样一种超越传统的媒体观念的新的态度，我还是认为起码现在的情形从个案来看可能是更严厉了，比如十年前我还没有被剥夺工作的权利，现在 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个案上是变得更严厉了，但是从更广泛的媒体状况来看，我还说觉得“哪儿都是媒体”这个判断还是成立的。

 

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1

嘉宾一 长平

资深媒体工作者、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由他执笔的评论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著有《抗议的重生》等书。自2010年底，长平被迫离开南方集团，现在为自由撰稿人。但是他的微博被封，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评论《长平独报》，希望帮助他的读者可以向他的支付宝账户捐款：Zpcp3@yahoo.com

个人主页：长平的博客
Twitter ID: @chang_ping

嘉宾二 萧强

加 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数字时代”项目的创办者，主持柏克莱大学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的新闻审查和互 联网控制、网络信息与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曾在《卫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和中国的新媒体和审查制度相关的文章。

中国数字时代：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Twitter ID: @rockngo

访谈主持 资深媒体人、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著名记者。她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曾出版《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等书，最新著作《不分东西》。

个人博客：闾丘露薇的凤凰博客

新浪围脖：闾丘露薇
Twitter: @roseluqiu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这里下载收听（第一部分）

闾丘：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网络访谈。我是闾丘露薇，介绍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萧强，大家从介绍上已经可以看到萧强是伯克利对互联网非常有研究的学者。萧强你好。

萧强：你好

闾 丘：就在我们今天所这个访谈的时候，在埃及发生了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穆巴拉克下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动当中，有一个和媒体有关系的东西，其 中一个示威者抗议的目标是国营电视台，其实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示威者和反动派们经常会针对国营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 象，因为我们知道公营媒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BBC那种完全编辑自主的模式；另外一种就像埃及的国营电视台这样需要成为喉舌，这一点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国营 媒体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喉舌也好、宣传也好来形容，您怎么来看，就是说当媒体是国家拥有的时候，拿中国来说，这么多媒体背后的大 老板都是国家、政府的时候，这样的媒体的新闻的自由度到底有多少，您怎么样来看？

萧强：好，说高兴的事情开始是埃及的变 化，我昨天也在跟踪这些新闻。和很多很多人一样，对一个和平的结果、对民众的抗议能够得到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圆满地结果，非常高兴。我曾经也去过埃及， 很为这个国家骄傲。其实我今天刚从外边回来，所坐的从机场回家的出租车的司机是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就止不住的在跟我讲，我说你是怎么看？他说穆巴拉克已经 做了三十年了，而且还让他的儿子再接着当总统，他以为他是谁呀？他以为他是国王吗？说明在埃及人民中之间，这样一个长期的专制的独裁者的位置是失去了人们 心中的合法性的。那么在埃及发生的变化，不管他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种种原因有多少，但是最后的结果是穆巴拉克作为一个专制者失去了在民众心理的合 法性。而合法性的失去就导致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我们从这个再说到媒体，特别是闾丘你跟我说的国家的电视台，电视当然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威力 强大的、有图像而且是广播式、覆盖全国甚至是更大区域的宣传媒介，所以呢，在任何国家，电视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媒体。国家至少分两种，一种是相对法制，和 有保障的自由民主国家；一种是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对于媒体舆论的控制就远远甚于自由民主国家，有宪法保障以后再看媒体的功能是什么。象埃及因为它一直是专 制，所以它的国家电视台要起一个为专制者制造合法性、控制人们的舆论和社会共识的作用。这个作用我们一点都不陌生，看看我们的中央电视台，对吧？它的作用 就是这个。这正是为什么在所有的专制国家发生民众抗议，并且直接抗议到国家的合法性的时候，那么这些国家的电视台一定是核心的目标，因为他们要颠覆的合法 性恰恰平时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机构制造的。

闾丘：我看到长平已经在线上了，长平你好。

长平：闾丘你好。

闾 丘：刚才萧强也谈到了国营媒体的功能，尤其是在专制国家里面。那很多时候这样一个功能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媒体人来说非常的熟悉。因为你有责 任，或者说你的作用、目标、出发点也好，就是宣传、正面报道，要符合口径等等。但是我又觉得中国好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地方，因为除了有国有电视台，我们又 出现了很多市场化的媒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经常会出现很多的冲突。但是到冲突的最后又不是用市场的原则，而是媒体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来限制媒 体报道的空间，这样的话你怎么来看？

长平：不好意思我没有听到前面萧强在谈什么……

闾丘+萧强：我们在谈埃及的穆巴拉克，因为在埃及事件里，抗议看到反对者经常把国营电台作为攻击的目标，因为一系列的信息，包括对事件的描述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长 平：在中国，那当然媒体是国家控制、宣传部门控制的，那么市场化呢？刚才闾丘已经讲得很好，最终的裁决是在哪里？最终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什么？这很重要， 市场化如果和宣传目的冲突之后，最终是宣传部门出面解决。宣传部门甚至是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比如说它会用经济手段解决，来罚款，或者说让一些媒体合并， 看起来不是政治手段，是计划经济、或者说借助了市场经济的手段，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它最终的裁决也就显示了它真正的特性。

闾丘：萧强，你对中国媒体一直是非常的关注，你们做的“中国数字时代”一直是在关注中国的媒体，你觉得中国的媒体是混杂了这样一个市场化的、商业的东西，又混杂了政治性的宣传功能在里面。所有我一直觉得如果谈中国的媒体的话，不是很好把它们进行区分。

萧 强：这个我觉得就像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发展变化这么快，复杂性也非常高。一方面在中国媒体工作的人，比如说长平以前，或者说闾丘过去至少 在香港，对中国的媒体有更加直接地感受。可是从更加外围的观察来说的话，也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中国毕竟还是一个专制国家，即使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 产生更多的变化的并且也有更多多元化的媒体出现的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控制所有媒体的还是中宣部。而中宣部控制的方式不 仅仅是政治宣传命令的方式，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的巨大利益的控制方式。所有的文化产业，包括广播电视也都属于中宣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比如上海，上海市 中宣部就要收上海电视台50%的收入，这还是直接的经济关系。换句话来说，中宣部通过这些媒体来获得利益，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在这个前提下，中宣部最后 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稳定，就是所谓的为体制制造合法性。那么所有的，市场的变化也好，社会的发展也好，媒体人在下面的努力也好，在中宣部这样一 个“如来佛”的手掌里面，其实是跳不过去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性质。

闾丘：那想请教一下长平，虽然从外围的方面来看其实很清 晰，体制很清晰，这个架构也很清晰，但是作为在这里面工作的媒体人来说，有的时候会非常的矛盾。我们简单地打个比方吧，对我自己来说，你是给老板打工的， 那老板让你做什么，你拿着这份工资很多时候你就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对于很多中国的媒体人来说，如果我们这么想，你拿的是政府的钱，因为你的媒体 毕竟也是政府拥有的，那这个时候如果它不让你做你想做的事情，好像听上去也是理所当然的。说我觉得对中国的媒体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真的是很尴尬。

长 平：这是对很多中国的媒体人，貌似很困惑或者说搞得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曾经写过很多文章探讨。首先市场化是一个因素，你刚才谈到就是拿老板 的钱，也是我说的资本对媒体的压力，或者侵蚀；刚才萧强也谈到其实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这是两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如果说我们拿政府的钱作为这样一个说 词，其实等于把两个问题合并为了一个，这是中国媒体从坏的方面的确是权力对媒体的侵蚀和资本对媒体的侵蚀两个问题都很严重，而且当宣传部门把自己变成一个 国有资本的管理者的时候，其实是把两个问题合二为一，同时压缩了新闻自由，压缩了言论空间。那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首先呢，就是拿媒体的市场化来 说，其实在国外，比如说在美国，很多的媒体人都是从私人老板那里拿工资的。但是恰好又是在这些国家，才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和追求，简单地说，媒 体是一个的企业，但是它的确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它是具有社会公器性质的企业。媒体的确不只是一个老板说了算的东西，这应该是成为一个共识；那么政府拿钱， 政府来当老板，这就是另外的性质了，更加严重的性质。所谓政府是老板到底指的是什么？政府拿的钱是从哪里来的钱，我们说是纳税人的钱。纳税人是老板，而媒 体所做的事又是为纳税人服务，其实政府是老板，或者所谓拿政府的钱就怎么样，这是一个不成为理由的东西，不应该在这个事情上困惑，尤其是中国媒体。有人问 我：“中国的媒体都是政府的，你在这儿工作，你怎么能不听话？好象还有意见？”第一我刚才说的，媒体是社会公器；第二，在中国严格地说没有一家私人媒体， 所有的媒体都是垄断性质的时候，那你说你不高兴就出局，这就象有的网友说，你不满意中国你就滚出去，你到外国去，那他就忽略了一个我在中国是我的一个自然 的公民权利，那我在媒体工作这本来是我的言论权利和公民权利，如果说我不在体制内媒体工作，或者我不在中宣部控制的媒体工作，那我就不能在所有的中国媒体 工作，那我的表达权呢？这就是一个问题。当然公权力和资本的权力对于媒体都有侵蚀，但是在中国公权力尤其值得警惕，因为它垄断了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媒体领 域，所以这是一个不应该让自己这么糊涂的问题。

闾丘：萧强，刚才长平对这个问题谈了很清晰的看法，到底钱是从哪来，如果我 们看清楚钱是从纳税人这边来，那对这个问题其实就会显得非常的清楚，也很简单了。但是现在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对于新闻自由的侵害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不 管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为什么最近对于很多媒体的收购案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是因为在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哎，资本的决定能力就显得非常的大，那媒体的老 板本身是什么样的政治取向，他是怎么看待自己手下的媒体，是把它看作是公器私用的东西，还是把它看作是我们期待的有新闻理想的东西，他会对媒体的新闻自由 度能造成多大的影响，你怎么看？

萧强：你说的这个很好，如果我们说媒体是一个社会公器的话，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以才有 “新闻专业主义”这些标准，我们在博客里，和新闻研究生院主要教学生的就是怎么坚持这些标准，而不是怎么当作企业去赚钱，那是商学院关心的事情。媒体作为 一个特殊的企业，就象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一些国家，是有这个问题，“新闻专业主义”只有在和商业化的媒体的管理之间划了一个清楚的界限的时候，才可能成 立的。因为媒体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你比如说，《纽约时报》如何去看它内部的管理标准的话，它的市场部门绝对不可以影响编辑部门，这是它人为制造的一个界 限，这种界限使得媒体取得了某种公信力，而这种公信力也是它的市场基础。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前提，并不是所有国家所有的社会，我们现在不说政治， 说市场都可以做到，或者说做得比较好，实际上香港和台湾的很多媒体，即使是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在“新闻专业主义”方面做的是很不够的，资本的影响会很 大，那么如果在中国的情况下呢，把我们还要再加上一层，而且比市场更大的力量，就是政治的控制。因为这个媒体说到底是一个专制国家控制的一个机器。那么在 这样的前提下，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市场化不断发展的一个社会，同时在中国的社会中，包括在媒体人中，中国又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社会，又有许许多多的力量和许 许多多的人，包括今天闾丘和长平，还有很多很多你们的朋友同事都在这个社会中推进新闻理想，推进中国更大的新闻自由度，所以我们才说这是一种复杂的，也是 非常丰富和生动的局面。即使是在共产党的宣传部门管理的范围之内，也仍然可以产生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声音，有的是属于抗争的内容，有的是属于社会发展本身 制造的空间，还包括，我们可能会谈到，互联网的媒体，一起制造的空间。正是在这样一个空间的前提下，我觉得我们才可以看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社会公器 和“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以及更加普遍的大众对信息的需要，在这儿是互相作用的。

闾丘：我觉得其实在中国做新闻的话，它 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对很多的底线是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敏感的话题呢，它每次的标准不太一样。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其实市场是有一些机会，长平你的体会 是很深的，包括我自己所在媒体也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过来说的话，也可以看到它反而是有一定的空间的。这就是说，它需要你有很 准的判断的经验，以及要跑得比较快，长平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长平：我有点没有听清楚，可以再说一遍吗？

其 实我们经常会收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我们也会看到，这样或者那样的禁令都是在你报道了之后，或者这个新闻事件已经发酵了至少有一点点，至少已经是浮出水 面之后，它可能才来。那这里面其实也对中国做新闻的媒体人来说，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因为中国的新闻题材实在太多了，所以其实有一定的空间，决定于我们 也没有足够的敏感度，就是说你速度跑得够不够快。

长平：明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抗新闻管制的一种方式。在新闻管制到 来之前，记者就出发把新闻报道出来，这是一种常用的方式。还有的一种方式呢，比如说上海大火，为什么报了，是利用宣传部门和市委书记说法的不一致，来抢新 闻。过去比如说我在南方周末负责新闻部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管你禁令不禁令，我派记者去采访，采访而不发表，留在以后再发表。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宣传部门 现在也明白了，过去下禁令经常是不准报道，现在下禁令则是“不准派记者前往……”这样所以才会出现像你所说的这种，我在你禁令发出之前就跑过去，这是一种 反抗的策略，因为中国的确是新闻比较丰富，所以看起来报纸，只要记者跑得快，好像总有事情可以做，总有事情可以报导。而且长期的读者培养的兴趣好像是更重 要的新闻你没有报道我没有意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可能在另外一些国家你的版面很丰富，但是今天埃及的事情你没报道，这个读者会有意见。在中国 不是这样。在中国可能觉得今天你让我知道的是这些。埃及的这个事情在中国媒体其实出现的也是受限制的，甚至一天根本一个字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综合性报纸也 可以存在。这不是说读者变得愚蠢了，而是说长期的管制培养了这样的市场。

中国社会底线难寻 官员贪少点民众就已很满意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做人的底线。引申到社会层面，亦是同理。

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 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 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我们的底线到底有多低

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 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详见第10版），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 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底线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 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 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 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 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 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白岩松说，总有一种底线在悄然生长。只是我们还应该看清，“悄然生长”的底线是否一直在节节后退，或者它本身就只有极少数人还在苦苦坚守。当公理和常识因为稀缺而成为标杆和榜样，人们对底线的要求就注定一低再低——

我们不再期待食品的营养美味天然绿色，只要没毒或毒性不大就可以了；进城务工的农民是否得到公平待遇不再重要，只要不被欠薪就满足了；到政府机 构办事遭遇潜规则吃拿卡要都可以忍耐，只要潜规则过后能办成事就谢天谢地了；外出旅游，挨宰是正常的只要少被坑点就可以心花怒放；城市规划，不破坏百年梧 桐树就值得大加赞扬；婴儿可以安全地长大而不必时刻提防人贩子，家长就烧高香了；官员贪污也不是不可以原谅，只要少贪点或贪的同时不忘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就 可以在地方收获“清官”的美名了，甚至还可能有人“自发”为你创作MV广为传播……

如果这还不够，那么请看信手拈来的例子吧：在湖南益阳，有两个区曾出台治理教育“三乱”的“八个严禁”，“严禁奸污猥亵女生”赫然名列其中；在 陕西安康，建设局曾以红头文件的形式通知“严禁用公款打麻将”；在山东潍坊，审计局为整顿行风将“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作为“三条禁令”之一。

众人皆知的道理，却成为需要下大力气努力实现的目标。如果教师的底线是不猥亵女生，当官的底线是不用公款打麻将，行业风气的底线是酒后不驾车， 那么，厄普顿·辛克莱是否应该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到庆幸，至少除了卫生问题和管理混乱，当年美国的屠宰场中还没有“健美猪”和“化妆猪”。

2010年年初，广西烟草局一官员的“香艳日记”风行一时，面对舆论风暴，韩寒就写了一篇博文“力挺”当事男主角，并以九条理由论证“韩峰是个 好干部”：在其他干部都送二奶房子车子的时候，他送给自己的女人最贵重的礼品仅仅是一个手机或MP4；他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 个小时……韩寒的调侃得到不少网友的认同，今天找到一个这样的干部或许真如大海捞针。有落马官员声称“腐败是被逼的”，真相如何姑且不论，但前不久江苏盐 城官员张翕飞“高调退贿”风波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解读为“沽名钓誉”，便足以看出今日社会对为官者的底线要求有多低。

不知道100年后的人们，将如何看待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时的社会底线应该不会比现在更低——除非2012真的来临，人类再次踏上从蛮荒到文明的漫漫征途。

人人都是破坏者

有人说，在复杂无比的人性面前谈论底线显得过于浪漫。可是底线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想，尤其我们俯首当下，看到更多的都是沉重和不安。因为很多我们曾经谴责和愤愤不平的东西，却已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们共同的选择，而这显然要比某一个行业或职业失去底线更加可怕。

在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社会规则面前，不择手段成为富人，已经是几乎泛滥于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拜金的浪潮：有钱就有尊严，为了钱可以丧失或选择性遗忘底线，直到百无禁忌抛弃道德、原则和法律。

学者孙立平今年2月在人民网发表题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的文章，其中提到，“社会溃败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

也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底线都在全面下滑，各行各业，无一幸免——养猪户在饲料里添加瘦肉精，奶农往 牛奶里掺杂三聚氰胺；曾经是人间天使的医生，收取红包已成常态并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商人坑蒙拐骗，大生意大忽悠，小买卖小骗局；知名学府教授公开以金 钱“励志”，要求其研究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记者编造新闻，甚至涉嫌欺诈的事件也偶见报端；科学家为利益忘却良知，左手拿着国家 的科研基金右手帮助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企业捞钱；IT公司为竞争在用户电脑屏幕上争吵不休……人人都是破坏者，才有了社会的千疮百孔，底线的摇摇欲坠。

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做有分寸的事。这是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发出的感慨。只是今天，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学者刘瑜曾在文章中提到，“要 是‘单位’发个来路不明的3000块超市购物卡，很多人肯定喜出望外地去买了盼盼法式小面包或者欧莱雅化妆品因为‘你值得拥有’”。

底线有高低，境界各不同。如果说随波逐流浑水摸鱼的人们挑战底线多半还只是造成社会风气的不佳，那么无故打死一个路人或因各种原因杀死他人的行为，就已经彻底将社会底线推进了万丈深渊。

大学生会因没有身份证被打死，街头小贩会被城管打死，总经理可能被董事长杀死，亿万富翁会雇佣杀手铲除仇敌……在网上搜索一下“雇凶杀人”，超 过18万条的记录瞬间就触目惊心地出现在眼前。当一次又一次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的时候，诚如有评论所说，暴力至上似乎成了一面黑色的旗帜，而在这面旗帜之 下，社会规则的底线早已荡然无存。

最新的一个案例发生在江西抚州，电影《盲井》中的一幕在这里真实上演：一些人组成团伙，买智障流浪汉并伺机将其杀害，再制造矿难假象骗取高额赔 偿金。而在甘肃平凉，一对夫妇居然将毒药投放进牛奶中，造成至少3名婴儿死亡。有学者和媒体人早就提醒，要防止中国社会的西西里化趋势。在社会规则底线被 突破和社会信任极度缺乏的环境中，黑社会组织和政府组织的相互渗透，衍生出的将是畸形的以暴力作为维持社会运转主要机制的秩序生态。

那一天，真的会来吗？

越无耻，越张狂？

从某种程度上看，底线和成功学的标准颇有契合之处，二者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会呈现不同的状态。李嘉诚曾经被香港人视为奋斗的典范，但现在不会了， 因为今天香港人更在乎的是制度的公平性。闾丘露薇则注意到，内地背景的讲者依然在把李嘉诚作为榜样勉励学子——财富被作为成功的标准在香港过时了，但内地 却依然如此。于是，才有了底线不断被挑战，典型领域一个在官场，另一个在情场。

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曾子墨说，“男人们会选择包二奶，或者三奶四奶。一个不偷不抢的二奶有什么错呢？”一句话捅了马蜂窝，自从去年六一之后，曾 子墨的微博就处于停顿状态。《新周刊》评述称，如同婚外感情再情有可原，也在道德的低点，实在是不可说。而这家杂志发布的《2010中国情爱报告》，更是 为中国人的行为底线贡献了很多案例——小三不一定幸福，但多半内心强大。北京一位女画家发现丈夫和情人偷情后，在微博上直播家丑，却遭到当事人义正词严的 回击。——“最可恶的不是偷情，而是偷情后还理直气壮。”

这就是今日中国的现实。有房有车成为找对象的最低底线，为出名不惜在电视上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的女人抢占着中国黄金档的电视频道。“那些女嘉宾大概不想被任何人带走，因为除了摄像机，没有一个男人的注视能让她们感觉如此之好。”

在强大的物欲面前，爱情的标准不再仅仅是“我爱你”而更可能是“我爱你的钱”。同样，部分为官者的底线也变了调。

面对涉嫌强拆的质疑，有江西官员投书媒体高呼“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很多地方寒冬时节宁可让居民冻得瑟瑟发抖也要拉 闸限电；上访者可以被送进精神病院，年轻法官会离奇在看守所“自杀”，甚至喝开水也能死人；对于村民有关贪污腐败的举报，山西一村支书直言“我不贪污，当 官干啥”。张狂已经是一种传染病，而一些地方执政者已经逼近无耻的底线。

一段流传于网络上的帖子显示，广东省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接受调查时称，“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凭什么专整我？真让我交代，我能交 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彼得·福特或许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湖北赤壁供水公司一直抱怨水价倒挂造成亏损，但当地政府为什么还要设立用水“最低消费”：“有时候，当你听到地方决策者的所作所为，你不禁纳闷，中国怎么会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奇迹？”

张泉灵则注意到了安徽和县近日的一次定向爆破风波。一声巨响过后，本是爆破对象的牌坊依然高高矗立，倒是周边的民房被炸烂。对此，工程负责人的 总结却是：“爆破总体上是成功的，有一定瑕疵。”张泉灵微博直言：一锅汤放一颗老鼠屎，总体是好的，你喝一口看看？左轮枪放一颗子弹，绝大多数是空的，你 顶脑袋扣扳机试试？认错那么难吗？

认错或许不难，难的是改变官员的思维定式。当做官的目的只是为了贪污的时候，无良、无耻甚至无法无天的荒唐施政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真的伤不起

底线失守的最可怕后果，是公众的无所顾忌和失去善意。前不久，一位年轻母亲为了救治罹患眼癌的孩子，在网络推手的策划下于街头上演了“跪爬乞讨”的戏码。有网友因此感动落泪，纷纷慷慨解囊，最后却发现不过是一场处心积虑的策划。

法条好写，人心难建。在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的当下，公众的善意可能成为他人玩弄于股掌的道具，其后果必将是人人失去应有的顾忌之心。

有人因此想拯救道德底线。2011年1月广东省两会上，九名人大代表联名提案，建议在广州中轴线上的花城广场立孔子塑像。他们认为这有助于全社会守护道德底线，而且“天安门广场也立了孔子塑像，这是个风向标”。

立个塑像就能拯救道德底线吗？该提案在网络上的遭遇可想而知。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就是底线。而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有关部门”。4月11日央视披露上海染色馒头事件后，有宁波网友就表示，“我们的相关部门到底在管什么？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抢着要管。”

底线到底应该有多低？触犯底线的成本又该有多大？美国洛杉矶市长近日的遭遇或可给我们提个醒。由于免费接受了34场NBA赛事门票，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雷戈萨最近遇到了麻烦，他将被罚款4.2万美元。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中国，又该会是怎样的情形？

当代儒学者蒋庆表示，“底线价值不是高级价值。一个社会没有底线价值固然不行，但是只有权利（和法治）没有道德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利害计较的、大家都是小人的、人不堪居住的社会。”倘使真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我们还能伤得起吗？

一起杀人案背后的离奇喧嚣

“公众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法律的庇护”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发自北京 把药家鑫案看作是展示社会各种光怪陆离的脚本，并不为过。

本是交通轻伤，他却连捅受害人八刀（一说为六刀）；本来案情清晰，却围绕“情与法”引发全民大讨论；本已触犯众怒，却还有人辱骂受害者并为他“声援”……

判决未下，讨论之时，匪夷所思之处比比皆是。药案所呈现的忏悔哭泣也罢、辩护反思也罢、群情激愤也罢，辅以案情的展开而扩散发酵。而今无论是对哪一种结局，国人的内心似乎都有理由继续不安。

从撞人到“激情杀人”

最先令人震惊的，是药家鑫的凶残。

去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驶一辆红色雪佛兰小轿车行驶至西北大学西围墙外时，撞上前方同向骑电动车的26岁女工张妙。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张妙侧躺在地上，发出呻吟声，想记下车牌号。

“（当时）天太黑，我不清楚她伤的程度，心里特别害怕、恐慌，害怕她以后无休止地来找我看病、索赔。”想到“农村人难缠”，药家鑫索性从随身带的包中取出一把单刃刀，向张妙连捅数刀。

张妙当场死亡，后经法医鉴定：她系胸部锐器刺创致主动脉、上腔静脉破裂大出血而亡。药家鑫随即驾车逃离，而当他行至另一路口时，又将两个行人撞伤，并被附近群众抓获。

事隔三天，经历了警方的两次询问后，10月23日，药家鑫终于向父母说出实情，并在后者陪同下向警方投案。

多大的仇恨以致连捅八刀？面对他人从生至死，难道没有半点“不忍”？对药家鑫“难缠”的说辞，张妙的丈夫痛斥药的心理素质“连三岁小孩也不 如”。后者的辩护律师则将药的行径归纳为“激情杀人”。“激情”是指“一种强烈的、短暂的、爆发式的情绪状态”，意为行为人因一时的激愤情绪而实施的犯罪 行为，没有预先确定的犯罪动机和目的。

不过，这一辩护很快因“受害人并无过错、不存在激怒行为人”而备受质疑。于网友看来，“激情杀人”近乎是对药家鑫无可争议的、故意杀人行为的狡辩。

“请问，我们可不可以也激情一把，杀掉药家鑫？”“或者，我见到药，我也激情地捅他一刀，然后不负任何责任？”……网络上的嘲弄和讽刺充满了对药行为的愤怒和不可原谅。

公开庭审引发的争议

但愤怒之余，随着3月23日药家鑫一案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审，更多人表现出了对案件发展走向的疑虑和担忧。

庭审画面上，药家鑫抽泣着，时而泪流满面，时而下跪求谅。“我对不起张妙，对不起她的家人，也对不起我的父母。”药家鑫忏悔道。

辩护律师以“好人说”为药家鑫请求网开一面。内容包括：药的成长道路没有污点，学习优秀，得过各种奖励等。律师还向法庭出示了4份由药家鑫的同学、校友、老师等写的请愿书，请求法庭酌情考虑量刑。

如果没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接下来的“创新”举动，或许人们的顾虑会少一些。

当日旁听席上，除了各大媒体和受害者亲属，以400名大学生为主体的旁听者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问卷——“旁听人员旁听案件反馈意见表”。问卷上有两个问题：您认为对药家鑫应处以何种刑罚？您对旁听案件庭审情况的具体做法和建议是什么？

“且不说被告人、受害人的亲朋好友，就是400余名大学生也很难具有代表性，其建议也只能反映出大学生群体的倾向性立场。这种对象的局限，直接影响了调查结果的参考价值。”学者傅达林等人忧心忡忡。

此后，药家鑫的眼泪和在媒体上的“强势出镜”让人们不由自主地把药家鑫案同去年著名的“李刚门”挂钩。

与当时交通肇事者的父亲李刚在电视上痛哭流涕、鞠躬谢罪类似，庭审后，央视第一时间对药家鑫进行独家专访，后者剖析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直言“我 看不到希望，经常想自杀”。相形之下，受害者一方的话语却没有得到同时展现。镜头前，张妙丈夫令人印象深刻之处还是当庭的眼泪和心酸。“农民就难缠吗…… 额头上写着‘我是农民’你就是把她撞瘫了？……我不问你要一分钱，至少还有个娃啊……孩子，才2岁，昨天看着妈妈的照片说是阿姨，问妈妈干嘛去了。”

对执法机构和媒体公正性的质疑直接引发舆论反弹，众矢之的瞄准对“权大于法”的警惕。“先告诉我他钢琴十级，一直学习很好，然后是他开始忏悔， 解读自己，让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都是为了将来的轻判所做的铺垫。” 网友“天涯”的感受得到了诸多网友的认同。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药家鑫并非“富二代”也非“官二代”。

“是我，我也捅”

就当外界围绕药家鑫一案正在激辩“激情杀人”、“‘好人说’能否减轻罪责”时，力挺药家鑫的言论在4月1日横空出世。

“我要是他（指药家鑫）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当日下午，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贴出了所谓“药家鑫同门师妹”李颖在网上留言的截图。

其实，李颖是药家鑫的师姐，已毕业离校。问题关键在于，药家鑫的“冷血”逻辑居然有人拍手认同。一时间，由药案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因李颖言论而放大。

教育学专家认为，这传递出中国教育的危险信号，直接体现出药家鑫们极端自私的扭曲价值观。

“不难发现，李颖的冷血言论，其实有着深厚的土壤，她也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这种暴力语言，其实与‘激情杀人’等论调并无二致。只不过前者是一种原生态而粗鄙的表达，而后者则是披上了一件看似理性而实则荒谬十足的外衣罢了。”媒体从业者苗蛮子表示。

李颖很快迫于压力而道歉：“我一直都在道歉，给每一个骂我的人，我也知道自己确实过分，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也真心希望大家能原谅我，我真的错了！”

4月6日，西安音乐学院在其官方网站专门刊登文章《关于网传药家鑫案件、李颖网帖事件的情况说明》，文章称，无法证实已离校生李颖确为网上发帖 之人，而全院上下一致认为，药家鑫行凶杀人受到法律严惩是其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我们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坚决拥护法院依法判决。我们应该以药家鑫为反面 教材，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

显然，“李颖”言论触及的，更是对社会良心底线的拷问。

公众的担忧

李颖之外，因药家鑫案被网友讨伐的，还有中国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

李玫瑾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将药家鑫的残忍行为解释成他过去砸琴行为的一种替代，继而被概括为“钢琴杀人说”而饱受抨击。

4月10日，她为此接受媒体专访，直言“钢琴杀人”系误读，并称自己从未开脱药家鑫，后者在她眼中“是一个犯了不可饶恕错误的年轻人”。

然而，李玫瑾的“双重标准”却成为她挥之不去被诟病的核心。细心的网友发现，2004年马加爵一案中，李玫瑾的点评为“没有任何条文规定，在犯下此种罪行后，仅仅因为贫穷就可以减轻处罚”；而今针对药家鑫，她却读出了“不忍”、“委屈”，表示“非常遗憾”。

不同环境下，公众和专家的语境错位直接削弱了专家的公信力。此时，有人宁可“矫枉过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以暴戾似的语言让不少网友感到“解气”。“他（药家鑫）长的是典型的杀人犯的那种面孔……你不懂，（药家鑫）一看就知道是罪该万死的人。”孔庆东这样点评道。

但同时，他的同事、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提出疑问：“我们当然可以依法判决一个人死刑，但是可否不要以群众狂欢的方式处死我们的同类？”

然而此刻，面对法院、媒体、学界或有意无意地充当“药家鑫辩护团”时，民众“群起攻之”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恐惧。“他们害怕这个社会真的被丛林法则主宰，弱者彻底丧失法律的庇护。”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老愚说。

美国：生命、自由与底线

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青帝发自芝加哥

说到底线，有人说美国人奢侈浪费，崇拜金钱，物欲横流，似乎没有道德底线。的确，美国政府和个人都是债台高筑。电视真人秀里充斥着背叛、未婚先 孕、乱交，甚至鼓励两面三刀、狡诈欺骗。最近臭名昭著的演员查理辛吸毒打老婆，被电视台开除，他却可以借此开展全国巡演，到处挣得盆满钵满。还有前总统克 林顿偷情闹得满城风雨，差点被弹劾，十年后居然成了美国最受欢迎的政客之一，到世界各地去解决危机。

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国家，看上去更是一个价值观混乱的国家。那么，美国人到底有没有全民坚持的准则呢？

其实，答案非常肯定，这个准则就是两百多年美国建国之父们创造的美国宪法。入籍美国，要对神、对国家、对宪法起誓，美国宪法就是这个移民为主的 国家的基石和建国基础。它的基本要义是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法律大多从宪法衍生而来。同时，人们对宪法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 有不同的解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不管怎么变化，守法就是美国人最基本的底线。

美国当今几乎所有的关键政治议题，都与宪法的解读有关。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计划，被一些人认为是违宪，就是因为它强制公民购保，侵犯了自由权。可 同时，美国医院不可以先收钱后看病，对所有病人必须一视同仁，尽管维持这样一个系统的代价十分高昂，但医疗保健以及食品安全关系到生命权，是触动美国人底 线的问题，绝不能妥协。全民有这个强烈共识，生产食品和医药的公司也就不敢有半点疏忽了。而美国企业如果被逮到有产品质量问题，对于商业信誉的损害是空前 的，因为美国有种诉讼叫做“集体诉讼”，也就是许多个人可以联合起来告倒企业，使后者承担巨额赔偿。

近年美国政治中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议题：女性堕胎的权利。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才裁决女性的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她们可以自由地决定 是否堕胎。但反对的人始终认为这个裁决与保护未出生胎儿的生命权相抵触，对胚胎到底是否算“人”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束。这一争论，也反映了个人“追求幸福的 权利”和他人的“生命权”有时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这时底线在于，所谓“自由”，绝不能脱离义务。比如，美国反对非法移民的人很多，但美国中小学从来 不查户口，不问儿童是否属非法移民，因为身份问题不是夺取孩子的教育权利的借口。

以上事例都说明美国建国后，社会生活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但事实上，美国也曾经历过底线沦落期，许多法律其实也是在悲剧发生后才出台的。

当人们认识到工业污染危害之前，高污染农药曾在美国大地上撒得欢，美国南方也曾因为农耕过度而造成了灰尘盖天。美国人吃了不少苦头才拿起了法律 的武器，保护环境的法令如“清洁大气法案”，也是在工业毒气杀死了人后才颁布的。再往前说，美国建国初期的奴隶制，其根本不承认黑人是人，他们也就不受宪 法保护。经过了无数人的血汗和两百多年的斗争，才终于改变了种族歧视这种和宪法相抵触的行为。

宪法的释义既是庇佑，也是规范，长而久之便养成习惯，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比如招聘企业不得询问应聘者的个人隐私诸如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政治党 派、年龄等，同事及不熟悉的朋友之间也从来不询问这些情况，更绝不互问工资收入，不能对人家的私生活说三道四。这也就是为什么克林顿之流虽然私生活不干不 净，但工作能力强，不贪污也敢认错，才能东山再起。至于查理辛，本来就是娱乐大众的小丑，美国人谁也不会把他当榜样就是了。

新加坡：富起来之后

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在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李叶明发自新加坡 最近，北师大一位叫董藩的教授，因为在微博上的一句“名言”而在新加坡成了“名人”。他说：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

对这事儿，新加坡人怎么看？说来也巧，前不久南洋孔教会等多个团体联合邀请新加坡国立大学著名经济家陈抗教授举办讲座，讲题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讲座一开始，陈教授先做了个现场调查：您认为经济发展是否会带来道德水平的提高？

出乎意料，认为“是”的寥寥无几，认为“否”的——两百多位听众齐刷刷举起手来，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了震撼。陈教授说：“看来在星期天下午，大老远跑到尤诺士这个地方来，听一场关于社会道德的讲座，显然都是对道德水平有较高要求的人。”

陈抗教授也来自国内，早年留学美国，曾任职于世界银行，1996年来新加坡任教，曾担任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主任。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之所以会 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这样一个课题发生兴趣，我猜多半是有感于国内伴随经济腾飞，却不断涌现诸如假米、假酒、地沟油、毒牛奶、瘦肉精等乱象。显然经济 的高速成长，并没有使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得到提升。

这多少与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倡导有关。“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确实有助于打破平均主义，刺激人们对于创造财富的激情。可是政府 并没有处理好“让什么人先富起来”的问题。于是，该富的富了，不该富的也富了，甚至还先富了起来，致富成了社会大众唯一的目标，其他条条框框统统靠边站； 澎湃的物欲就如一头闯进“道德瓷器店”的怪兽，在打破僵化体制与陈旧观念的坛坛罐罐时，将社会道德与传统价值观也一并打破了。

而什么人该富、应该怎么富、富起来之后干什么？这些更重要的问题早已无人过问。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在古人眼中，失义和离道才是耻辱。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而知识分子安贫乐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长久以来已成为中国人的处世信条。可什么时候我们心中的“道”字悄悄变成了“钱”字呢？

要说见利忘义者，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可总体而论，这里的道德水平确实要高一些。在中国人对类似事件出现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不认同 的接受时，新加坡人却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道德的关系进行反思；更有热心人士致力于弘扬中华传统价值观，并通过南洋孔教会等民间团体承担“起而行”的重任。

最近我有机会接触到其中一些骨干，他们表现出来的使命感令人折服。有意思的是会长郭文龙，也就是力邀陈抗教授举办这场讲座的幕后主推，本身竟是 一名成功的商人。这令我想起新加坡赫赫有名的富人俱乐部——怡和轩主席林清如的一句话：一个人之所以被记住，不是因为你有多少钱，而是看你做过多少事。

这样的富人实在是可爱。而他们付出的又何止是金钱。郭文龙形容自己是把义工当成主业——他担任着南洋孔教会和喜耀文化协会两个社团的会长，他曾 经感性地说：与其自己前进一百步，不如带一百人一起前进一步。作为一名商人能有这样的境界，不知要比国内那些教授们强多少倍！而商品经济的社会要想坚守道 德的底线，又怎能缺少这样的精神呢？

印度：信仰令他们坚守底线

当听说我准备把这段遭遇写成新闻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男子的行为马上有所收敛，他担心恶行被曝光后遭到神的谴责而影响来世的运气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唐璐发自北京 印度是一个贫富差距异常悬殊的地方，在摩天大楼、高档公寓以及圣殿寺庙旁，经常会有不少乞丐。我还记得第一次在寺庙前看见成群结队伸着手乞讨的盲人、肢体 不全者、以及麻风病患者，当时从乞丐身边走过的无论是身着考究西服的印度绅士或者神态优雅的印度妇女，居然个个熟视无睹般相当平静。

后来，这样的情形见多也就不再言怪。印度人相信因果报应“业”（karma)，在他们看来，人都是在现世、前世和来世这三个世界中流转来回，善 行有善果，恶行有恶果，前世的行为决定这一生的命运，而这辈子的行为决定来生的运气。因此印度即便经常有种姓和宗教仇杀的案例，但很少会出现穷人眼红富人 钱财而出现邪念的杀人事件。因果报应的印度教思想已经统治印度超过两千年，每当自己生活发生不幸，印度人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这是我的报应。”

2004年底，印度洋大海啸之后的第四天，我前往当时在印度遭受灾难最严重的渔村，有个被海啸洗劫一空的渔民一直以他那灿烂的微笑告诉采访者，“尽管我家所有人都遇难，但神让我留了下来，下辈子我一定会很有运气。”

印度人不仅相信因果报应，还非常尊重这一生的“法”（dharma）。通俗地说，“法”就是“根据你的出身，还有人生的阶段，做你应该做的事 情”。如果不遵循这个“法”，来世会更加悲惨。印度的传统价值观大多被记载于宗教著作中，其中包括慷慨无私、诚实、尊重长辈、不伤害其他生灵。而《瑜伽 经》则更为明确地记载了印度教基本伦理要素：非暴力，不伤害；诚实；不偷盗；贞洁，纯正的生活；不贪婪，不占用财物。

记得在印度和朋友聊天时，经常会被问及宗教信仰问题。一日，当告诉朋友贾耶什自己并不信教后，他表示非常难以理解。“那你怎么保证自己不做坏事 呢？我们印度人就是因为多数都信奉宗教，因此，有邪念和干坏事的几率比较少，因为一旦做坏事就是在亵渎神灵，一定会遭到惩罚……”

话虽然是这样说，实际上“有邪念”的印度人还是大有人在。例如有一回在宗教圣地瓦伦纳西恒河上偶遇一位印度男子，这位年轻人假扮成警察登上我所 乘坐的船只敲诈勒索。不过，当听说我准备把这段遭遇写成新闻发表在当地报纸上后，这位男子的行为马上有所收敛，他担心自己恶行被曝光后遭到神的谴责而影响 来世的运气。

随着印度经济的日益开放，传统宗教价值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早在1997年，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就在为印度回归宗教伦理传统而呼唤：“印 度文明曾经有独特的荣耀向世界展示，人不仅仅靠面包而生存。文化、道德以及精神的价值过去一直是我们社会的中心支柱。现在有很多迹象表明，我们公众生活中 的这一道德和精神基本结构正在被宗族主义、种姓制度的观念削弱，暴力和腐败正败坏着今天的印度社会。”

如今，尽管仍有很多印度人保持着宗教伦理传统，但腐败这个毒瘤在印度似乎发展得比十几年前更为严重。今年4月初，印度社会活动家安纳·哈扎雷在 新德里进行非暴力的公开绝食抗议，要求政府制定更严格的反腐败法。哈扎雷长达97小时的绝食在全印各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中间引发高度共鸣。不 少年轻人表示，“75岁高龄的哈扎雷是在用自己的心灵和躯体呼唤整个印度社会的良知，他希望印度年轻一代有一个美好的明天。”（作者系本报前驻新德里记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