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影随形

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 政治家对群众情绪的操控，虽然可以获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会损害国家利益。 在国人的印象里，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丧权辱国、一塌糊涂，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卖国史”，左右离不开“颟顸”、“误国”、“无能”、 “卖国贼”、“汉奸”、“妥协”、“投降”等负面形容词。这种悲情的近代史理解，是近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源头，到今天仍然深刻影响着国人看待世界的角度 和方式。 近日，一封署名为“项城袁氏家族联谊会”的公开信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信中认为袁世凯从未签署所谓的“二十一条”，而只是签署了《中日关于山东问 题条约》和《中日关于南满即东蒙古问题条约》，这两个条约加起来也只有11条，而且没有出卖主权的条款。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也为我们塑造了 一系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晚清民国历史人物形象。 那么，在我们惯常的非黑即白的革命爱国叙事结构之外，那一时期的外交到底有着怎样的历史风貌？记者就此采访了专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唐启华。 独尊“革命”的近代史 《南风窗》：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人物，如孙中山和袁世凯，人们已经形成了刻板的思维定势：前者好，是革命先行者；后者坏，是坏蛋卖国贼。但唐德刚 先生在《袁氏当国》里，对孙中山后期专制的一面进行了批评，也肯定了袁世凯“治世之能臣”的一面。那从外交史的角度看，您对他们两人有着怎样的评价？ 唐启华：我们以往的教科书和外交史确实是批评袁世凯推崇孙中山的。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 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我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 袁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 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最后，经过4个月的抗争，加上舆论的压力，日本放弃了“二十一条”中最凶残的要求，和中国签订了《中日新约》9条和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我们如果把 日本人最初的要求和签订的新约做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天壤之别。在日方的档案中，这是一场失败的交涉，日本外务大臣因此辞职。当然，新约也是一部丧权辱国 的条约，但日本要灭亡中国的目的终究

闾丘：讲到网络，尤其是媒体人运用网络，或者我们来看微博的话，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国内的微博对每个人发布信息是拿 一个记者的要求来要求，比如说不能有假新闻、假消息，那这就是把微博视为媒体，所以有了媒体的专业要求，同时对使用微博各家媒体又有各家媒体的要求，我们 也知道这是一个新出现的现象，媒体人除了在自己工作的平台，那么在网络上他/她究竟可以说多少东西，他/她的言论尺度到底是怎样的？这是个新问题，我看微 博的情况好像又是在缩小媒体人可以表达的空间，萧强你怎么看？ 萧强：微博当然很复杂，有多少人就多少种声音。同时，我们又 可以看见，不管是在中国的微博，还是在其他国家，微博也好、社交媒体也好、网络也好，又有一种群体现象。就是你以为它“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声音”。实 际上这些声音非常聚团，尤其是在政治上，和这些所谓时尚的题材上，就会变成一大拨人只有一种声音，另外一拨人可能有正好相反的声音。一般地说，这种现象不 构成一种理性的讨论，有时候也不构成对事实的检验，但是确实在网络媒体上存在的这样一种传播现象。实际上我在中国的微博要好、博客空间也好，也容易看到同 样的东西。使我们如果抛开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的体制不说的话，那么至少媒体本身一般是一个企业，或至少是一个组织，媒体人在这个组织里收到一定的限制 和规范，而你在微博上一般来说是以个人的身份，那么个人的身份说错或者说对，这个产生的影响和你在一个组织的受到的限制当然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同时又在组 织里头，而且又以个人的身份在网络空间受到牵制，这有各自各自的优势，也完全有可能受到互相的牵制。这个不管是原来在组织你的身份是一名官员、还是一名记 者，或者在组织的身份是一个老板，因为企业也是一个组织，那么这种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在网络时代形成了非常微妙的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也正好是所有现象中最 引人入胜、也最有意思的部分。 闾丘：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现象，拿我自己来说，我都觉得每隔一段时间要检讨一下在网络空 间怎么来做，可能因为我是一个媒体组织里的人，就像萧强刚才说会带来一定的牵制。我想请教一下长平，中国内地的媒体也好，香港的也好，越来越多是依赖网络 上的一些事件和新闻信息。这一点对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是越来越高的，但是又好像有很多的媒体并不在乎这些，大家更多的是要求快，或者抢时间，但是很 多时候我要有一种担心，如果放弃的一些对基本

闾丘：长平，其实我想问一下，有的时候我自己作为媒体人也觉得比较的尴尬，甚至有点惭愧。就是对一些政治原因，比如说禁令，我们会比较的理直气 壮，或者说比较敢于去拓宽这个空间，但是对于一系列钱的限制，比如说软文哪，或者是业内明知道的潜规则，就显得声音就没有那么响了，我就记得台湾的我们的 同行，在写了业配新闻辞职之后（注：“业配新闻”即有偿新闻，记者们收钱后所写的新闻，也包括收取政府的钱。详情请搜索“ �哲斌 离职 中国时报 ”），我自己写过一系列的文章，也有很多选专栏的朋友们都写了，结果发现在内地的媒体没有一家是可以登的，因为这些编辑私下对我们说，其实我们也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在对钱的问题上，反抗限制新闻自由和建设坚持自己底线的力气好像就没有那么大了？ 长 平：说起来是这样的，作为我这一代的中国媒体人，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在90年代初期其实我们是热烈拥抱市场化。当然整个中国在那个时候媒体做的一个 教化功能就是宣传市场理论，或者是告诉大家市场的常识。媒体用市场化来对抗政治压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媒体人就选择了一种“站队”，市场化是值得肯定的 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就可能，很多人缺乏对市场对媒体的侵蚀的反思，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实际上因为有了市场化，像我这样的人才有机会去做上 一代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它的确对反抗专制和言论管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确实是有好感。而且是把它当作特别……有些经济类的媒体是把它当作真理来拥抱 的，实际上从台湾、香港等媒体的经验来看，这个也是很遗憾。起先很多大陆媒体人对香港、台湾媒体没有足够的理解和同情，他们还处于同专制进行斗争这个道义 上的正确性里面；另一方面在这个正确性里面，他们变成了市场的既得利益者，因为报社的确是因为市场化挣了钱，很多记者、媒体、编辑也给了很多利益，在这样 一种情况下，闾丘说的很对，对金钱对媒体的侵蚀的反思是不够的。在我看来，媒体人一定要有一定的理想主义倾向，否则的话你不可能做好媒体。媒体不能驯服于 政治，同时对金钱要有一些……，不能拿市场化来解释媒体的全部运作。所以在这点上中国内地或者大陆的媒体人我觉得是还要有更多的警醒和自觉意识。前段时间 我去台湾，我也有一个观察。我觉得台湾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全部的力量用来对抗国民党的言论专制，在对市场和金钱的腐蚀这方面应该说是没有历史性的准备 的。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地下的刊

嘉宾一 长平 资深媒体工作者、评论家，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外滩画报》副总编辑，《南都周刊》副总编辑。由他执笔的评论有：《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著有《 抗议的重生》等书。自2010年底，长平被迫离开南方集团，现在为自由撰稿人。但是他的微博被封，国内媒体上很难看到他的评论《长平独报》，希望帮助他的读者可以向他的支付宝账户 捐款 ： Zpcp3@yahoo.com 个人主页： 长平的博客 Twitter ID: @chang_ping 嘉宾二 萧强 加 州伯克利大学新闻学院和信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数字时代”项目的创办者，主持柏克莱大学信息学院“逆权力”实验室研究。研究方向为：中国的新闻审查和互 联网控制、网络信息与媒体的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等，曾在《卫报》等媒体上发表多篇和中国的新媒体和审查制度相关的文章。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 Twitter ID: @rockngo 访谈主持 资深媒体人、记者：闾丘露薇 生于上海，著名记者。她曾因2003年在伊拉克战争时作为在巴格达地区唯一的一名华人女记者进行现场报道而获得中国观众极大关注，被誉为“战地玫瑰”。曾出版《我已出发》、《行走中的玫瑰》等书，最新著作《不分东西》。 个人博客： 闾丘露薇的凤凰博客 新浪围脖： 闾丘露薇 Twitter: @roseluqiu 本次访谈的音频可以在 这里 下载收听（第一部分） 闾丘：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网络访谈。我是闾丘露薇，介绍一下今天在线的嘉宾是萧强，大家从介绍上已经可以看到萧强是伯克利对互联网非常有研究的学者。萧强你好。 萧强：你好 闾 丘：就在我们今天所这个访谈的时候，在埃及发生了大家期待看到的结果——穆巴拉克下台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运动当中，有一个和媒体有关系的东西，其 中一个示威者抗议的目标是国营电视台，其实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国家在发生民主运动的时候，示威者和反动派们经常会针对国营媒体，其实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 象，因为我们知道公营媒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BBC那种完全编辑自主的模式；另外一种就像埃及的国营电视台这样需要成为喉舌，这一点我们在谈论中国的国营 媒体的时候会发现它也承担了同样的功能，你可以用喉舌也好、宣传也好来形容，您怎么来看，就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