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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底线难寻 官员贪少点民众就已很满意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的是做人的底线。引申到社会层面,亦是同理。 无论道德、情感,抑或社会规则、法律层面,底线都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 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众生喧嚣几乎遮蔽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当留日学子 将屠刀挥向自己的母亲,当瘦肉精和染色馒头大行其道,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我们的底线到底有多低 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这难道是一个“底线失守”的时代? 当一起简单的交通肇事案进而演变为恶性杀人案后,众声喧嚣遮蔽了凶手连捅受害者八刀的残暴,“激情杀人说”调侃着钢琴的魅力和法律的尊严,凶犯 亲友同学的态度挑战着人性的最后良知。有关药家鑫案所谓情与法的纠结(详见第10版),其实不过是中国社会底线失守的一个最新例证。另一个例子发生在4月 1日的上海,一名留日学生在机场因学费问题与母亲发生口角后,竟疯狂地连刺母亲九刀。 底线是最低标准,是最起码要遵循的规则,是逾越之后需付出巨大代价的最后屏障。如果不是到了关键时刻,应该很少有人会去讨论“底线”问题。然而 不幸的是,近年来,这两个字却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当道德、规则甚至法律通通被无限度地破坏和践踏,中国社会俨然已经迎来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底线时分”。 底线失守之后 “食品加工车间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腐烂了的猪肉,被搓上苏打粉去除酸臭味;毒死的老鼠被一同铲进香肠搅拌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工人 们在肉上走来走去,随地吐痰,播下成亿的肺结核细菌……”这是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著名的《屠场》一书中所描述的场景。据说正是因为这本 书,直接促使当时的美国政府下决心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而这又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画面,虽然100年后看起来依然触目惊心,但它却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每个人都心知肚明而又无可奈何:三鹿倒下了,“皮 革奶”、染色馒头又横空出世;拒绝了苏丹红,瘦肉精又开始扬名立万;河南的“健美猪”被曝光了,“化妆猪”又在重庆站了起来;山西黑砖窑工人被解救了,安 徽、新疆又出现了现代“包身工”。 白岩松说,总有一种底线在悄然生长。只是我们还应该看清,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 贺卫方   尊敬的重庆市法律界各位同仁: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 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 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 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 1978 年, 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 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 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 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 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 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 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 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 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 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